目的分析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在青少年学生调查中的维度,评价其信度和效度;分析应对方式与青少年自杀心理行为、自我伤害行为、烟酒使用、过度或缺乏体育锻炼及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IA)等健康危害行为的关联强度;探讨应对方式在应激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身心亚健康关系中的作用。方法首先选取安徽省蚌埠市2所大学的学生(大一～大三年级)、3所市区中学和3所农村中学的学生(初一～高三年级)进行预调查。获得有效问卷7104份;为评价问卷的重测信度,两周后从调查对象中抽取初一、高一、大一共331名学生进行重测。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应对方式。随后选取全国8座城市,每座城市城乡初中(初一、初二)、城乡高中(高一、高二)及大学(大一、大二)各一所,从每个年级抽取2个小班,按照自愿参加的原则对学生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全国共收回有效问卷17 622份。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应对方式、亚健康症状、1年内自杀心理行为、1年内自我伤害行为、1个月内烟酒使用情况、每周体育锻炼情况、网络使用情况、应激性生活事件等。分析蚌埠市7 104名大中学生TCSQ各条目评分(1分:从不这样;2分:很少这样;3分:有时这样;4分:常常这样;5分:总是这样)的Cronbach’s a系数和分半系数,分析331名大中学生的TCSQ重测Pearson相关系数;采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法)评价TCSQ结构效度。全国17 622份青少年学生问卷调查结果,首先采用χ~2检验分析不同性别、民族、城乡及是否独生子女的大中学生应对方式评分的四分位数分布的统计学意义,比较不同应对方式青少年学生的自杀心理行为、自我伤害行为、烟酒、体育锻炼及网络等健康危害行为以及躯体亚健康、心理亚健康发生率;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青少年应对方式评分与应激性生活事件及亚健康评分之间的关联;应对方式在应激性生活事件与身心亚健康症状之间的中介作用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行验证。结果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共有20个条目,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两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40.5%,每个因子包括十个条目,分别命名为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再对消极应对进行因子分析,剔除因子载荷小于0.40的条目,最后选取两个因子,累计贡献率为49.3%。因子1的条目主要集中在个人情绪的压抑,命名为压抑;因子2主要是对事物不满的消极退避,命名为退避。TCSQ的重测信度为0.69,各维度重测信度在0.72～0.77之间。该自评问卷总分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8,分半信度为0.78。TCSQ分为2个维度,各维度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1和0.52,各条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19～0.47,相关系数多数在0.30以上。运用AMOS 7.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问卷的拟合优度指数(GFI)、规范拟合指数(NFI)、相对拟合指数(RFI)、比较拟合指数(CFI)和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分别为0.93、0.86、0.84、0.87和0.07。压抑、退避等消极应对方式在不同性别、年级、民族及是否独生子女青少年学生中各得分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男生、大学、城市户口及独生子女积极应对方式的高分检出率更高些,分别为34.8%、32.2%、31.1%、29.7%,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退避应对方式得分越高的青少年其吸烟、饮酒、醉酒、网络成瘾及低体育锻炼行为的检出率越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压抑应对方式得分越高的青少年其饮酒、网络成瘾及低体育锻炼行为的检出率也越高,分别为15.7%、31.8%和38.6%,而高体育锻炼行为检出率随压抑、退避应对方式得分的增加而降低;青少年自杀心理行为和自我伤害行为的检出率均随着压抑及退避应对方式得分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积极应对方式得分的增加而降低,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无论躯体还是心理亚健康症状数的检出率在各应对方式分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且除0个症状数外,其余各症状数的检出率随着压抑、退避得分的增加而增加。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压抑、退避应对方式在应激性生活事件与躯体、心理亚健康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结论特质应对方式问卷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统计学要求,消极应对方式在青少年中还可分为压抑、退避两个维度。亚健康及自杀心理行为、自我伤害行为、烟酒与网络使用等在我国青少年中较为常见,消极应对方式与上述健康及行为问题存在统计学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