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各级政府以自下而上或者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了类型多样、内容丰富且实践性强的政策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已成为政策制度创新的中坚力量,不少基层政府的政策创新为中央政府破解治理困境提供宝贵的“地方经验”。“河长制”作为由地方创新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是地方政府行使自主创新权力的重要体现,对其进行创新扩散研究,能够助推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本研究以府际关系作为切入视角,运用政策创新扩散理论,选取“河长制”作为地方政府政策创新扩散的典型案例。首先,通过分析“河长制”的起源、类型,“河长制”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扩散特征,以及“河长制”在各省级政府的创新扩散能力比较,发现府际关系在“河长制”创新扩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从央地垂直关系、府间横向关系及府际网络关系,分析政府间关系在“河长制”短时间内得以全国推广扩散的具体表现和作用。再者,通过理清“河长制”创新扩散的影响因子,包括直接动因是水污染治理的必要性;阻碍因素是单一体制下的垂直关系;政策本身具备的公共与创新属性;政策企业家、大众传播媒介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推动。由此分析,上述影响“河长制”创新扩散的动力因素会根据实际情况,产生水平维度的学习和竞争机制,使“河长制”通过区域路径进行扩散,以及垂直维度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机制,使“河长制”通过层级路径进行扩散。本文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上级政府行政强制力提高政策扩散速率。中央与地方之间长期存在的指导与被指导、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是由单一的国家政治结构决定的,这意味着地方政府需要严格执行中央政府下达的关于推行“河长制”的红头文件。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加快了“河长制”政策的扩散速率。（2）中央政府的激励机制调动创新扩散积极性。中央政府在推动“河长制”政策创新扩散时,不仅需要运用单一的行政指令方式,还要辅以“胡萝卜”激发积极性。（3）同级政府间外部压力与经验学习创造扩散动力。经验学习和外部压力是“河长制”创新扩散中行之有效的同级政府间传播机制,既可以降低采纳政策创新的政治风险和试错成本,又可以得到政策创新所带来的预期收益。（4）社会力量倒逼政策创新扩散。尽管对“河长制”创新扩散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是中央政府,但随着创新政策系统愈发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社会力量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破解政府失灵困境、建立社会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