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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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级政府自2010年来,断断续续的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房地产市场行为的规制政策,以稳定房价波动,保持国家房地产市场的长效健康发展。限购政策从政策制定者角度出发,研究认为房地产行业作为非均衡市场,其外部性、垄断性和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政府“看不见的手”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规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政府规制过程中存在双层委托代理问题,而中央和政府在对于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上有相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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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级政府自2010年来,断断续续的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房地产市场行为的规制政策,以稳定房价波动,保持国家房地产市场的长效健康发展。限购政策从政策制定者角度出发,研究认为房地产行业作为非均衡市场,其外部性、垄断性和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政府“看不见的手”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规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政府规制过程中存在双层委托代理问题,而中央和政府在对于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上有相斥的利益诉求,于是在中央-地方的博弈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监督成本过高和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过高可能会出现“规制俘获”等规制失灵现象。通过实证,文章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研究通过苏州市一手房市场和二手房市场的数据同时发现,第二轮限购政策将在第一轮政策的实施中产生“学习效果”,即第二轮限购政策对苏州市一二手房房价下跌无显著影响,但延长和降低了二手房市场上的交易时长(2.14%)和交易量(7.5%);第二,上海市2016年的“沪九条”政策对苏州市房地产市场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将样本按照交通通达性分类之后发现,昆山区的房价上涨程度高于其他地区(7.01%),但结果并不稳健;第三,限购政策中的差异化信贷手段会对房价波动造成影响。对于苏州市一手房市场来说,价格型政策工具会对房价波动造成持续性影响,且对供给端的影响大于对需求端的影响;第四,数量型政策工具会对房价波动造成影响,苏州市一手房市场的数据证明数量型政策工具对房价的正向影响具有持续性,但是影响程度显著低于价格型的政策工具;第五,在苏州二手房市场中,差异化信贷对房价的影响体现在面积100平米到110平米的范围内,供给弹性小的子市场房价下跌更多(1.65%<0.891%),而交易量下跌较少(3.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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