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台海危机管理”为研究对象,从危机、台海危机、危机管理、台海危机管理的基本意涵、一般特征入手,探讨和分析诱发台海危机爆发的内外因素,1954年与1996年两次台海危机与危机管理的经验与启示,台海危机管理中的信息沟通,台海危机管理的理性决策模式、台海危机管理流程的完善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等议题。首先,台海危机与台海危机管理的概念界定既区别于商业领域的价值取向,也与传统意义上国际危机与国际危机管理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别。台海危机与台海危机管理的直接攸关方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因素,美国在台海危机与危机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台海危机与台海危机管理的概念界定要符合台海危机的特殊语境。其次,1954年、1996年两次台海危机与危机管理的经验与启示,对未来台海危机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呈现了一个历史的视角,另一方面提供了一个比较的维度。台海危机爆发既有两岸的结构性难题,也有外在因素的强力介入。从内部因素来说,两岸的政治定位是台海危机爆发的根本因素,“台独”分裂活动与民粹主义是台海危机爆发的敏感性因素。从外部因素来说,包括宏观层面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观层面的涉台政策调整以及微观层面的对两岸政治定位的认知。再次,信息沟通在台海危机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管是台海危机事前阶段还是台海危机发生阶段,准确、及时的信息沟通都是决策者追求的目标。信息沟通不仅能够传递决策者的立场和态度,还能使决策者之间经过议价达成一定的共识。共同的利益,是解决台海危机的重要条件。在信息沟通的基础上,台海危机决策模式才能发挥最大的功能。理性决策模式是未来台海危机决策的主要范式,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则是对理性决策模式的有益补充。最后,搭建信息沟通平台,完善危机决策机制,是提升台海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路径。但是,不管是搭建信息平台或是完善决策机制,都不能解决两岸的结构性矛盾,台海危机的爆发具有一定程度的“周期性”。台海危机不仅冲击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也对两岸民众的“心灵契合”提出了挑战。因此,从悲观层面来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新的阻力,冲突与摩擦将会越发频繁。从积极层面来说,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增强了对两岸关系与台海危机的掌控能力,成为稳定两岸和平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