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当代中国灾难性的政治事件,它给中国人造成严重的心灵创伤。“文革”记忆书写不仅具有疗治精神创伤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曾直接建构了当代社会秩序。从“文革”结束到现在三十余年里,“文革”记忆表现出的结构性的变迁和多元化的取向。到目前为止,文学是“文革”记忆最重要的载体。“文革”记忆不仅是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取材之地,同时关于它的文学创作与传播又影响了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方向。本文以“文革”结束后的“文革”题材小说为对象,试图分析文学所建构“文革”记忆的阶段性特征,记忆者关注的文化主题,自我形象塑造以及创伤记忆的叙述意识等方面问题。从“文革”记忆的建构和变迁上来看,“文革”记忆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1976—1984年、1984—1993年、1993年至今。第一个阶段主要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知识分子和大众一起参与建构为了集体脱罪的集体记忆。第二阶段是知识分子努力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进入九十年代,则出现“多元化”、“个人化”的倾向。事实上,亲历“文革”的作家都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进入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生产传播当中。他们的精神创伤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化的建构与生成。“文革”记忆使他们普遍地对积极文化不信任。这种心态一方面影响了“文革”记忆书写,另外一方面“文革”记忆书写又助长和传播了消极文化观念。在文学的“文革”叙事中表现出的文化症候是信仰迷失、暴力泛滥、欲望放纵。在形象塑造上,分别从知识分子、红卫兵—知青、普通民众入手,考察这三种形象近三十年来的变化。他们在“文革”记忆最初建构模型中分别承担受害者、迫害者、旁观者的角色。作为“受害者”知识分子最初承担见证苦难、道德救赎的使命,后来更加注重反思灾难中人性的弱点。作为“迫害者”的红卫兵—知青往往反复思考英雄旧梦出发点与合法性。普通大众最初主要承担拯救灾难的角色,后来逐渐转变成冷漠的旁观者。在创伤记忆叙述意识上,大部分叙述者采取功利的文化立场,试图从灾难中获得某种直接的价值,而忽略更多的死难者的灾难。笔者分别通过“文革”记忆叙述的文体和语言的文化功能进行分析。通过对它们的研究,试图达到抚慰精神创伤,反思当代文化的目的。关于“文革”的记忆出现多样化的特征,本文认为,以文学的方式书写“文革”记忆,应该秉持一定的底线,那就是不能忘记它是一场造成无数人丧生的人为灾难。在允许多样化书写的前提下,提倡一种以死难者为名义的记忆书写,将它作为一种警示铭刻在全民族成员的心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