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爆发的“文学革命”，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新诗的分水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为诗歌的转型提供了充分条件，而大量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又为新诗的确立及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般说来，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主要集中于1917——1949这三十年时间内。而仅仅是在这三十年的时间，又可以根据现代新诗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就中国现代新诗早期即1917至1927这十年的变革而言，其功绩不在于诞生出流芳百世的作品，而在于使诗歌摆脱了传统文学的窠臼，顺利地实现了它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为更多的诗人探索现代新诗技巧、创作大量完备的现代新诗铺平了道路，而这种转型与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密不可分。胡适、郭沫若、闻一多作为这一阶段诗人的杰出代表，他们怀揣一颗改良之心，在西方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下，致力于新诗不同方面的革新与创造：胡适在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下，积极推广用白话作诗，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顺利实现了现代新诗语言工具的变革；郭沫若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和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主张自我表现，不但强调诗歌的情感要自由流露，还进一步要求“诗体大解放”，从而将新诗的变革从语言层面提高到了诗歌的内容和精神之上；其后出现的闻一多在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下着力于诗歌格律的探索与规范，提出了“三美”理论，更提倡“美的抒情”，从而将当时过度散漫和自由的诗风规范于诗歌的艺术技巧之中。经过上述三个层面的尝试和创新，文学革命以后的新诗，终于因同时具备了现代性的语言、内容和形式而成为了完备的现代新诗。因此，以胡适、郭沫若、闻一多三位诗人为研究对象，分析总结他们为现代新诗所付出的努力，可以梳理出中国现代新诗早期的变革的过程，探究西方文艺思潮在其中所起的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