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卷烟生产国和卷烟消费国,烟草使用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健康损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此外,《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指出,到2030年,健康中国应该实现“因重大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明显降低”,“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得到较大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由于吸烟是最可预防的致病、致死因素,而且“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中一项主要任务便是实施控烟行动。然而,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财政收入增速趋缓,支出增压趋强,中央财政对烟草业的依赖将更加凸显。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层和国家烟草专卖局既是国家烟草发展也是烟草控制的最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中国政府已明确宣布公众健康是未来一切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正在保卫人民健康和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使命之间探索国家的发展之道。基于这一背景,本文从健康的角度出发,试图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烟草消费是否对中国居民的健康产生了影响;第二,如果烟草消费已经影响了中国居民的健康,那么这种健康影响的经济价值为多大规模,又给中国财政和经济带来了何种影响。首先,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烟草消费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由于烟草使用具有累积效应和时滞效应,这种负面影响或者已经显现,或者将在未来爆发。其中,主动吸烟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明显,尤其是对成年男性;家庭二手烟暴露对成年个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但是会对儿童的健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烟草消费问题,尤其是中国男性的高吸烟率,以及儿童的二手烟暴露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其次,除了巨大的健康损失外,烟草使用还造成了一定规模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对于直接经济成本而言,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曾经吸烟导致的超额伤病支出分别约为830元/人、1500元/人和2440元/人。曾经吸烟导致的超额伤病支出由国家公共财政负担的部分在2014年和2016年分别约为510元/人和820元/人,两年内增加了60.78%。对于间接经济成本而言,中国因主动吸烟引致的间接经济成本规模大、增速快。2010年至2016年,吸烟引致的间接经济成本增加了107%。2016年,基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的吸烟引致的间接经济成本约为4000亿元;基于人均GDP衡量的吸烟引致的间接经济成本超过9000亿元;中国被动吸烟引致的间接经济成本虽然规模不大,但情况仍不容乐观。2010年至2016年,被动吸烟引致的间接经济成本几乎增加一倍。在2016年,基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的被动吸烟间接经济成本约为730亿元;基于人均GDP衡量的被动吸烟间接经济成本约为1650亿元。烟草使用所造成的健康和经济损失加重了中国的财政压力和经济负担。2012年、2014年和2016年,烟草消费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成本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分别为2.73%、4.81%和7.78%,直接经济成本的增长速度要远远超过全国卫生总费用的增速,烟草使用拉动了卫生费用的“额外”增长。随着烟草相关疾病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医疗资源会被用于治疗烟草使用引致的可预防疾病,这将导致用于其他卫生服务需求和优先事项的经费被分流。关于烟草使用的经济成本,其中66%是由吸烟者自行承担的,另外有33%是由国家财政承担的。2014年和2016年,吸烟者自担直接经济成本分别为1123.17亿元和2392.04亿元;由国家财政承担的超额成本分别为576.49亿元和1213.09亿元,2016年相比于2014年增加了1.10倍。此外,2010年-2016年间,中国烟草使用的间接经济成本的增速均已超过GDP的增速。其中,中国主动烟草使用的间接经济成本占GDP的比重由1.16%升至1.22%;被动烟草使用的间接经济成本占GDP的比重基本维持在0.22%~0.23%,变化幅度较小。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重、中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日渐完善,中国政府和医保基金的医疗负担将日趋沉重;而烟草消费所导致的生产力损失也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不利影响。因此,控制不合理因素导致的超额损失亦尤为关键。控制烟草消费实现全民健康,进而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良性循环,更是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健康中国——提出的时代命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持续提高烟草税。烟草制品在公共健康方面的危害性,以及在经济方面的市场失灵和缺乏效率使得政府有必要采取干预措施。其中,运用税收政策来提高烟草制品的零售价格是减少烟草产品消费的单项最有效措施,更是一项双赢政策。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中也明确表示要“研究利用税收、价格调节等综合手段,提高控烟成效”。目前,中国卷烟税负水平过低、卷烟支付能力持续增长、卷烟消费量回升后持续增加,这些现实问题表明中国仍需要做出不懈的努力来持续提高烟草税与烟草价格。第二,简化烟草税制。除了提高烟草税,一个好的烟草消费税制设计对于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和公共财政来说也至关重要。目前,中国的卷烟消费税制较为复杂,实行多层税率的既从价、又从量的卷烟消费税。此外,从量税在生产环节和批发环节均征收。然而,从实现公共健康,达到健康中国2030所规划的目标而言,我国应进一步简化卷烟消费税制,更多地倚重从量税,并对所有卷烟或者烟草制品征收单一税率。第三,推行烟草税专款专用制度。“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控烟为国家战略,而这一战略的实施需要财政资金的保障。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长远目标出发,当前应当加强研究和设计烟草消费税专款专用制度,将一部分卷烟税收的用途予以明确界定,包括用于支付与民生相关的医疗、社保、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第四,设计差异化医疗保险制度。烟草消费已经给中国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但是,在概一而论的医疗保障体制下,国家和社会仍需要替吸烟者的非健康行为买单。在中国,商业保险已经开始考虑到被保险人的吸烟状况。在基本实现全民医保的背景下,中国在设计或修订医疗保障制度时同样应该考虑到参保群体的异质性,做到“统一但有差别”,尽可能地将烟草消费者造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源头上减少居民的非健康行为、控制疾病风险、降低医疗费用,最终提高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