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现代性与民族性为线索全面梳理了20世纪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坎坷历程与卓越成就。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扬弃，前者肯定了后者的具有普世性的现代价值，并将人的解放的现代性主题安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使现代性价值的真正实现成为可能。民族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为建构的结果，因此民族性是一种现代性建构，发明和创造出一种新的传统。早期的左翼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明的积极因素，创造具有民族性新文化的道路。古代文学研究是新文化创造的主要组成部分。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前现代性观念和资产阶级现代性观念，初步建设了具有民族性的现代性文化，确立了文学研究的价值尺度和理论方法。他们以民主与平民主义为其文学研究的政治立场；以个性自由与人性解放为文学研究的价值尺度；以科学精神与唯物史观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他们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发掘古代文学资源，重新阐释古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关注广大平民的情感意愿，提出平民文学的主张；强调人格的独立和文学的自由，批判了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突出现实主义精神，重视写实主义文学，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文学，分析文学所表现的社会心理。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政治形式风云突变，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密切关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文学的融合。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更趋成熟。鲁迅等人成功地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为历史唯物主义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问题”是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他们探讨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社会意识大大增强，社会分析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发展。文学研究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文学研究的革命化特点越来越突出。鲁迅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文学研究的新范式，并且主张文学研究应积极接入社会；郭沫若运用“革命文学”理论，研究了历史上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学，强调人民本位，开辟了《诗经》研究的新境界：郑振铎从经济视角研究元代文学，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文学的成功范例；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得到初步尝试，其主要目的是认清历史真相；这一时期唯物史观的文学研究扎实前进，终于成为一种成熟的研究模式。 毛泽东的文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典范。毛泽东的文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成果。毛泽东提出文艺民族化问题，主张继承具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文化遗产，强调文化领导权的作用。毛泽东的文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古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建国之后，出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实施文化领导权，将这种典范通过政治体制、文化机制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作用，转变为文学研究的规范，指导着古代文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知识分子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爱国主义是他们转变的情感基础。在新社会他们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岗位，经过思想改造，确立了人民立场。这一时期社会历史批评一枝独秀，注重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强调阶级性和倾向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爱国主义和人民性是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新时期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古代文学研究从政治的附庸状态下解放出来，确立了古代文学学科的独立性，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各种方法的主导多元的研究格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人性论角度研究文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精神阐释古代文学的现代价值。第二，运用心理分析批判和心态研究方法，叩问人类精神世界，分析作家的文化性格。第三，文化意识增强，强调从文化的视角考察文化对文学本体特征、美感形式的影响；也注重文学与文化的互动，文化在文学中的表现和文学对文化的作用。主要考察了政治文化视角、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以及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道教等文化现象与文学的关系。第四，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体，探索文学演进内在规律，文学的内部研究得到加强。综合运用语言学、符号学方法分析文学文本，借鉴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叙事学。传统文体研究在世纪末成为学术亮点。 最后，总结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