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不安全感是员工于工作中感知到的对工作在未来能否持续的一种担忧。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组织变革,使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不断上升,导致员工在工作场所采取安全行为的意识降低,增加了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在工作不安全感逐渐增加的情境下,使员工能够依然坚持安全生产的行为,成为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研究通过构建调节—中介模型,探讨工作不安全感影响员工安全绩效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对某大型电力公司的329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员工的工作满意感中介着工作不安全感对安全绩效的消极影响,情绪智力通过调节工作不安全感与工作满意感的关系缓冲了工作不安全感对安全绩效的消极影响。即对于低情绪智力的员工而言,工作不安全感对工作满意感的消极影响更加显著,进而降低了员工的安全绩效;对于高情绪智力的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工作满意感的影响不再显著,进而缓冲了员工安全绩效的降低。本研究将工作不安全感及安全绩效这两个研究领域有效结合,一方面扩展了工作不安全感与安全绩效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安全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其次,本研究检验了工作满意感在工作不安全感和安全绩效间的中介效应,从理论上论证了工作满意感对员工安全绩效存在的重要影响;最后,本研究阐述了情绪智力作为重要的个体特质,在应对工作不安全感时所具有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