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可谓文化冲突中的中国。值此中西碰撞、新旧交替之际,留学生是最先走出国门、直接沐浴欧风美雨洗礼、接受世界文化与域外新知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胡适、吴宓无疑是留学生群体中引人注目的两位学者。他们成长于新旧交替之际,同是庚款留美生群体中的一员,担负着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但二人成长于不同的家庭环境、地域文化以及受教经历之中,二人在留美期间及归国后对中、西方文化也持有不同的态度,并影响着各自的民族文化复兴实践活动。基于此,本文以胡适日记、吴宓日记作为主要文本,考察胡适、吴宓二人的文化冲突体验及其调适文化冲突的基本路径,以期为当下留美生实践民族文化复兴提供借鉴。论文第一部分,通过梳理与比较胡适、吴宓二人在家庭背景、地域文化、受教经历方面的异同,从而为分析二人分别是如何进行文化调适提供全面的考察。首先,在家庭背景方面,幼年丧父的胡适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与全幅期待下,养成了隐忍、宽容、和气等性格,并逐渐树立了“以期作圣”的人生准则。与胡适不同的是,家庭成员关系复杂的吴宓在其祖母的溺爱与强压下养成了孤独、固执、冲动等性情。但在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中,吴宓建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其次,在地域文化方面,在开放包容的徽州文化的耳濡目染下,胡适继承了勤劳吃苦、包容开放、敢为人先的品质。而吴宓自幼对儒家经典的倒背如流、对内省修德的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与珍视,都离不开关中浓厚的经世致用、厚重务实的学术气息的浸润。另外,同受到传统教育长期浸润、也从新式教育中接触新的文化因子的二人,在留美之前在文化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已有了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也预示着二人今后的文化选择、德业活动等方面的差别。论文第二部分,考察胡适、吴宓留美期间的文化冲突体验,从学习课业、社会生活两方面展开论述。学习课业上的语言障碍、中西方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社会生活方面在宗教、家庭、婚姻、性别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胡适、吴宓二人对中西方的种种文化冲突有着更为直接的或同或异的感受与体悟。论文第三部分,考察胡适、吴宓面对文化冲突时的文化心态,重点考察二人是如何通过转校、择师、交友等选择来进行文化调适的。胡适由农转文、由康乃尔大学转校哥伦比亚大学,追随杜威的“实验主义”,广交朋友,使其逐渐成为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吴宓深陷悲观主义难以自拔,但缘遇白璧德、转校哈佛大学的选择,让他在彷徨与纠结中找了一盏明灯,更在名师益友的指引与陪伴下,明确了一生志业所求。二人的转校、择师、交友活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反映了各自面对文化冲突时的调适过程。论文第四部分,考察胡适、吴宓二人的中西文化观,梳理二人归国后的教育文化实践活动。分析二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自尊与认同状况,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与态度,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理解,是如何影响二人参与民族文化复兴实践的。胡适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输入学理以再造新文明;而吴宓倡导昌明国粹、理性输入,融合中西文化。在此基础上,他们在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学科建设等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实践探索活动,以践行理想志业、推动民族文化复兴。最后,论文总结了胡适、吴宓作为近代中国留美生之于中国文化复兴的特征,为当下留美生在新的一轮中西文化对话与冲突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塑造中国文化与国家形象、加快民族文化复兴进程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