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当性诠释法治的哲学之维,是透视法治背后的哲学观念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正当性观念不仅经历了从古代自然法到近代理性法、道德法的转变,而且法律实证主义的合法性观念也是正当性观念的发展的结果。法律实证主义是以特殊的方式理解和处理了正当性观念,它与自然法的关系与其说是本体论上的对立,不如说是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发展、补充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以“休谟问题”为开端,对自然法的正当性解释思路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康德哲学完成了古代自然法的转折,同时也超越了近代唯理论的理性概念,奠定了正当性的理性基础。但康德证明理性只能为知识提供形式依据、为实践提供形式法则,因而蕴含了实在法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发展空间。法律实证主义以合法性(有效性)代替了正当性在法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这是以近代西方哲学为背景对传统自然法的绝对性、抽象性、不确定性等形而上学固有缺陷和局限的深刻认识的结果,是法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发展环节。由此传统的正当性观念转变为“作为合法性的正当性”。正当性观念由实质化转向形式化,形式正义、程序正义在现代法中得到充分重视。但合法性作为正当性的变体,只是对正当性观念可能具有的缺陷的克服,而不是完全否定和代替。正当性观念的转变导致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守法义务问题的复杂化,体现为守法义务的怀疑论和否定论。本文认为,与法律实证主义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命题”相对应,必然存在一个合法性(正当性)与守法义务之间的“分离命题”,本文称之为“分离命题Ⅱ”。正是两个分离命题的否定之否定的效果,使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派虽然坚持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却共同维护、支撑着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