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于高质量人居环境的需求也随之变得更加迫切,环境公共服务作为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手段,也越来越被我国政府部门所重视。但是民众日益增长的环境公共服务需求与落后的环境公共服务生产以及供给能力之间存在着矛盾,造成供需之间存在不平衡现象。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学者对环境公共服务的供给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却鲜有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探讨的文章,且基于耦合视角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但是供给与需求是一对无法分割的关系,厘清环境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联系,确定两者之间互相匹配的程度,对于缓解环境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界定了环境公共服务、耦合协调等相关概念,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协同学理论作为文章的理论指导,并进一步分析了环境公共服务的供需耦合机制。然后,通过收集、整理2014-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相关统计数据,在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从供给维度和需求维度,建立了环境公共服务供需指标体系。最后,采用“极值法”与“熵值法”分别对每个指标进行去量纲化以及赋予权重处理,并将指标体系纳入耦合协调模型进行计算,最终得出了2013-2017年我国环境公共服务的供需耦合协调度。实证结果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全国层面上看,2013-2017年,我国绝大部分省份的环境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低于需求水平,环境公共服务的供给耦合协调等级处于“勉强协调级别”。这表明目前我国环境公共服务的投入存在供不应求的矛盾,供给既没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需求也未能有效刺激供给水平的提高,供给与需求之间未能产生良性互动。（2）从区域差异上看,东部地区的环境公共服务供需耦合协调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最低;从变化趋势上来看,2013-2017年我国的环境公共服务供需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濒临失调的省份数量逐渐增加。（3）进一步分析表明,就全国层面上看,2013-2017年环境治理服务、环境民生服务、环境监管服务的供需耦合协调等级总体上处于“勉强协调级别”,其中环境民生性服务的供需耦合协调度最高,环境监管性服务的供需耦合协调度最低;从区域差异来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环境民生性服务供需耦合协调度最高,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性服务供需耦合协调度最高。针对上述结论,本文进一步从环境公共服务的财政资金投入和民众需求表达机制两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现阶段财政资金短缺、民众需求表达机制不完善是造成环境公共服务供需耦合协调等级处于“勉强协调级别”的主要原因。最后,本文提出了三条路径以提高环境公共服务供需耦合协调水平:第一,要加大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缩小供需差距;第二,要提高环境公共服务质量,切实满足民众需求;第三,要精确识别环境公共服务需求,拓宽民众需求反映渠道,完善需求表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