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形象的书写是人类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在男权社会文化中，“母亲”这个词是个社会文化功能符号——象征着慈爱、温顺、谦恭而无私的品性。撇去这些功能，母亲只是个空洞的能指，一个被抹杀了“自我”意识的“他者”，一个被放逐于男权文化边缘的失语群体。这种失语的状态对于美国黑人女性而言尤为严重，因为她们承受着交织互叠的双重苦难——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和同族男性的性别压制。黑人母亲形象的书写不仅被白人话语异化，还受黑人男权话语的扭曲，蕴含着双重的文化阴谋。 随着20世纪的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与黑人文化的兴起，大批美国黑人女作家以同族同性的视角书写了一个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母亲形象。随着美国黑人种族斗争的深入和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这些母亲群像及其内涵不断地发生着或显或隐的改变。因此，笔者对1900年至1976年间美国黑人女性小说中黑人母亲形象的嬗变做了梳理和分析，以挖掘其背后隐含的文化意义及社会历史根源，并着重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发露了这母亲群像的流变轨迹其实是黑人女性寻求自我完整的历程。 在20世纪初，黑人女性小说里的黑人母亲们大多是被神化了的完美的混血圣母，寄托着男权文化的理想，只是没有主体的社会职能；哈莱姆文艺复兴中或困惑焦虑，或孤独无力，或狂野不羁，甚至被异化的“山药”型母亲形象，委婉地揭示了女性自我发展和母性职责互相冲突的困境，提出了对母性实体的质疑；经济大萧条下被当作性商品的绝望的母亲，确立了对男性的愤恨和敌对；而承载着黑人种族文化的坚忍能干的母亲，开始了放逐男性的尝试；女权运动后的独立自我的母亲，甚至到拒绝做母亲的女性，终于破茧而出，成为一个主体——一个能够追求、能够给予也能够拒绝的主体。可见，黑人母亲形象的书写经历了一个从自我缺失到自我完整的过程，女性的话语权也划出了一道从失落到回归的优美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