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新区作为国务院批准设立,是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特殊功能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肩负着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促进产城结合发展、汇集人才资源、加快体制机制创新、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的历史使命,经过长达30年的发展,国家级新区在地区布局上更广泛、在数量上进一步增加,也展示了国家深入推广国家级新区的政策导向。肩负着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地区对外开放的使命,近几年国家级新区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实现稳中有进,多个国家级新区进出口额达到1000亿元,同等环境条件下实行区域导向型政策对于地区经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展现了强大的功能效应,外资流入为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塑造、要素禀赋重新整合提供了强大资金支撑。已有研究在评估国家级新区的经济效应采取的多是GDP这一总体指标,直接分析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企业利用外资的影响多为描述性分析。本文利用FDI数据,研究国家级新区设立对企业利用外资的影响,这一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入剖析区域导向型政策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产生的效果,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国家级新区设立的微观影响效用,为国家级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来自外资市场的解释。文献综述主要评述了区域导向型政策动因和效果,国家级新区发展绩效、外资利用水平和作用机制和企业利用外资效应三个方面。在现状分析方面,本文研究了国家级新区设立背景及其发展历程,并比较了已经建立的19个国家级新区的在产业布局、经济发展、外资利用水平等方面的成效差异,分析了新冠疫情下国家级新区应对措施与挑战。为了研究国家级新区设立对于企业利用外资的影响,本文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利用2004-2019年总共16年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分析,再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和反事实检验来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处理,确保实证结果的合理和准确,最后通过异质性分析进一步细化不同国家级新区对企业利用外资方面的差异。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国家级新区设立对于企业利用外资有促进作用。在进一步控制实验组和对照组,发现将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调整为设立国家级新区的省会城市和未设立国家级新区的省会城市或者将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调整为设立国家级新区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和未设立国家级新区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也可以得到相同结论。第二、国家级新区设立存在1-3年的政策预期效应。根据反事实检验的实证结果,国家级新区的设立这一消息存在1-3年的政策预期效应,当时间延长到4-6年,政策预期效应不明显,是否为国家级新区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当时间延长到7-8年,是否为国家级新区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设立国家级新区太早对企业利用外资效果不明显,这与当时的开放程度不够、人口素质不高而导致企业利用外资较少的事实是相符的。第三、东部地区和南方城市的国家级新区更容易吸引外资。将城市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显著性结果可知东部地区城市设立国家级新区将显著促进企业利用外资,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则没有这种显著作用。将城市划分为南方和北方地区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显著性结果可知南方城市设立国家级新区将显著促进企业利用外资,而北方城市的城市则没有这种显著作用。第四、两城一区的国家级新区更容易吸引外资。在一城一区和两城一区国家级新区的异质性检验中,两城一区样本的回归系数大于一城一区样本的回归系数,即两城一区的国家级新区对提高企业利用外资水平的作用更大。最后针对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提供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继续发挥沿海地区国家级新区的天然优势,重塑国家级新区发展定位,培育优势产业吸引外资。第二、人为政策干预将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和北方欠发达地区倾斜,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第三、删繁就简,国家级新区要避免区域政策的简单堆砌。第四、化解招商引资困难,发展中西部国家级新区,一方面打造更好营商环境,另一方面建设基础设施拓展招商引资的渠道。第五、加强区域协同:大力发展两城一区模式,发挥国家级新区辐射效应。第六、加强区域协同: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促进自贸区、高新区、经开区共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