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是当今世界前沿性课题。在自上而下的部署推动和自下而上的创新探索共同作用下,中国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步伐日益加快,大量的实践创新不仅有效地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也不断地驱动基层治理模式转型。这其中蕴含着中国特色的政治逻辑以及对应的技术治理进路。一方面,数字化的技术治理在当前中国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基层治理体系优化和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动力支撑;另一方面,在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中,技术治理进路的选择也受制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充满了技术与制度的张力,融合与发展遇到了许多问题和挑战需要深入研究。质言之,当前中国的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出现了技术治理悖论:一方面,数字化的技术治理解决了传统治理的很多弊端,比如通过“技术赋权”“技术增能”提升了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当前的技术治理实践遇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乃至极限而难以超越,比如技术治理催生了新的“碎片化”、加剧了“内卷”,技术治理受制于制度变革等。因此,如何破解技术治理悖论,探索出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的路子,需要展开深入研究。所以本论文选取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系统分析,试图回答两方面问题:一是当下中国的基层治理遇到了哪些瓶颈?为什么要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什么?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蕴含着什么样的政治逻辑?二是如何突破数字化的技术治理实践中出现的悖论,找准与数字化转型逻辑相对应的技术进路,提高技术治理的有效性,实现高质量的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为此,论文聚焦基层治理实践遇到的突出问题,立足政治学学科视角,以国家能力、政府治理、基层社会治理三者的有机互动为底层逻辑,以“结构-过程-功能”为分析框架,尝试以典型案例为基础,将杭州市X区G镇作为典型个案进行全景呈现,通过点面结合的分析,深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探寻有效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路径。基于对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以及对数字治理、技术治理、整体性治理等相关理论的梳理,论文首先从整体上呈现了“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而后结合个案探索实践,对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政治逻辑及其对应的技术进路展开了系统分析,具体呈现如下:首先,关于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结构调整问题。论文首先从政府内部条块关系和治理下沉基层两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结构性问题,阐明了当前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科层逻辑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逻辑的内在张力,提出需要通过基层治理结构性重塑实现对国家意志、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的良性互动。接着,分析认为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结构性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调和国家意志与政府治理的结构性张力,二是优化基层治理能力衔接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实现国家信息能力与多元主体数字化参与的统一。然后,结合G镇的实践探索,分析得出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结构调整进路主要是通过省级谋划统一思想认识启动了相应改革,高位设计为基层治理的条抓块统布局提供了制度保障,技术支撑所实现的系统集成为结构变革奠定了整体智治基础。其次,关于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优化问题。论文分析认为,由于中国的基层治理过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要以政府治理为牵引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的治理实践,也因此,本章将政府治理过程的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具体从政府治理过程分析提出,基层治理的权责传递过程出现由任务加码到工作避责的问题,资源传递过程出现由碎片下沉到职能补漏的问题,信息传递过程出现由信息内卷到共谋分锅的问题。这些问题暴露出政府治理过程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权责明晰激发基层治理的活力性,推动资源下沉增强基层治理的协同性,凭借化繁为简应对基层治理的复杂性。最后,结合G镇的实践探索,提出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优化进路,主要是通过数字化平台集成和模块管理提升权责精确度,在场景打造和任务牵引下强化部门之间的协同性,在流程再造中实现数据决策、科学应对基层纷繁复杂的治理问题。最后,关于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功能改善问题。论文对基层治理的功能实现与数字化转型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指出当前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着系统性不足、精细化不够、共生性不强等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纵横整合统筹能力有限、高质量高效能的有效治理缺乏、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不牢等方面。这些问题的本质在于,通过技术赋权增能努力释放基层治理功能,通过服务增效努力实现精细化治理。结合G镇的实践探索,论文提出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功能改善进路,主要是通过价值创设、场景营造、多元参与、技术支撑等途径构筑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综上,研究发现: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进路与政治逻辑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其中政治逻辑是党和国家意志与既有基层治理行为逻辑的内在统一,既包含着党和国家从总体层面的政治要求,但同时也囊括了基层治理中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和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也正是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重点难题,而数字化转型的政治逻辑及其技术进路分析提供了一种解题思路,在过去相关研究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认识。第一,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并不一定需要结构和过程的完全变革才能实现。基层治理实践表明,通过直接的数字化赋能给群众展现智能化的服务场景的确让群众得到了实惠,但同时由于结构和过程变革跟不上,进一步加剧了基层工作负担。第二,结构调整并不意味着整个治理体系的实质变革,基层治理过程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治理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协作,组织协作的方式不变,结构的改变并不能保证治理预期目标实现。第三,在政府治理主导的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结构调整是由相应的功能需求决定或倒逼的;结构功能的实现则是由过程决定的;过程和功能则相辅相成,简单的基层赋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技术累加,最终可能会出现基层减负悖论,而过程的调整如果缺乏功能的明确或创设同样也不能实现基层治理转型目标。第四,技术支撑是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在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深刻认识、科学用好各类治理技术,坚持数字技术与社会技术融合应用,努力做到技术与治理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同时处理好安全与发展、技术与人文、常态与非常态、短期与长期等对立统一的关系,从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数字化的技术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