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方志空前发展,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中央的重视、地方官员的积极倡导、士绅学人的主动参与。具体说来,朝廷不仅制定统一的修志标准,还颁布官员修志的奖惩制度；地方官员落实修志制度,组织发动地方人士广泛参与,设置修志机构,筹备经费；士绅学人逐渐形成修志理念,自发申请修志,及时记载、留存一地文献,融入群体交流。清代云南在修志机构、职务分工方面,为群体进行方志文化的交流构建平台。文章针对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考察：首先,考证清代云南方志的存佚总量。前辈学者虽有论著涉及清代云南方志的数量,但在方志范围、数量上还有探讨的空间。笔者以国外收藏中国地方志的目录书为基础,考察国外主要机构收藏清代云南方志的概况、版本及价值；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基础上,结合近些年出版的方志丛刊、各方志数据库、收藏云南方志的主要机构所编制的目录等进行综合梳理,补充完善国内现存清代云南志书数量；在现存志书序跋、凡例的基础上,辅之以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等书目对散佚志书的考录情况,考证清代云南方志散佚数量,以期展现较为完备的清代云南方志文本。其次,汇考清代云南方志作者群体资料。有关群体的学术研究成果不甚其数,但对方志的作者群体进行全面考察,并兼及地方官、士绅、学人三类不同身份的群体的研究仍未见。笔者在翻阅现存清代云南方志的基础上,对方志的作者群体进行全面梳理,考证其身份、籍贯、参修志书、担任职衔等内容；从身份角度,将作者群体分为地方官、士绅、学人三类亚群体；再进一步探讨各群体在方志编纂过程中的互动,以期从作者群体的角度对方志编纂进行新的解读。再次,解析作者群体方志编纂意识的变化过程及其缘由。方志的编纂意识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是全文的主线。文章大致将此过程分为被动修志、主动修志、修志意识强化三个时期。并考察三类群体参与度、各自修志的原因,以及他们在不同时期编纂方志的特点,再以典型方志为例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呈现三类作者群体编纂方志意识的变化轨迹。最后,考察作者群体中“我者”与“他者”的变化以及方志话语权的转移。作者群体中“我者”与“他者”的变化、交流为文章的暗线,我者指代的人物身份从云南土著,到“云南人”,再至国内民众；他者指代的人物身份从以汉族为主的外来文化移民,到“外省人”,再至外国势力。方志话语权从中央拥有,到士绅学人争取,再至先进思想的主导者掌握。文章对群体间形成的关系网络及其地域、身份的流动进行考察,最终以期透过群体的各种交流,表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冲突、融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