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后半叶，翻洋研究经历了重要的“文化转向”，文化从此成为翻译过程必须考虑的因素。最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西方和美国的文化意识在全世界占据统治地位，尤其对经济不发达国家影响重大。这一现象导致了在西方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诞生：后殖民翻译研究。在承认翻译也是一项政治行为的前提下，后殖民翻译重在研究源语言与目的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政治和权力关系。 西方与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唤醒了“第三世界”的民族意识，在很多国家，以维护民族地位为目的的各种民族主义运动进入高潮。这种意识在每个国家的翻译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包括中国。本文则是在后殖民主义视阈下对英语文学翻译成中文进行方法论研究。 “归化”和“异化”作为两种翻译方法，它们之间的争辩一直持续。在后殖民视阈下，对它们的研究将会更加复杂。为了抑制源语言(英语)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过分统治，彰显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笔者认为在英语文学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归化”翻译是一种更为可取的方法。然而，过分的“归化”又可能阻碍两种文化间必要的交流。 本文在霍米·K·巴巴哈文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居中的解决办法，得出结论——“杂合翻译”。“杂合翻译”旨在翻译过程中建立有效的“第三空间”，在此空间里，不同的文化应自由的交流，同时又不会失去自身文化的尊严和地位。霍米·K·巴巴哈“第三空间”概念的提出打破了长期以来“以原文为中心”和“以译文为中心”以及“归化”与“异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后殖民翻译研究在西方仍是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中国则更是刚刚起步。目前中国学者对后殖民理论的使用更多的局限于文学研究领域而不是翻译研究。希望笔者此篇论文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警醒作用，或提供可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