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物质基础，同样也是目前国家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农村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始终是学术界在“三农”问题上的主要研究领域。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效果非常明显，尽管别的地区已经有关于二者关系的诸多探究，但是因为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各有不同，山西省属于典型的资源型地区，且正是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其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所处的阶段和特征也呈现了一定的特殊性，同时恰逢“精准扶贫”的政策在国内开展的如火如荼，所以本篇文章选择山西省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当作探究目标，经过测算山西省农村基础设施对其经济的贡献度，提升扶贫的准确度，促进山西省农村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本研究从理论与实证等方面探究了山西省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理论阐述过程中，先后定义了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概念，其次阐述了公共产品理论、自然垄断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及舒尔茨的农业投资理论，概念的准确把握和理论的阐述均为后续山西省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运用描述性统计法，论述了现阶段山西省农村经济增长状况、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状况以及其中存有的各种问题。在实证分析中，经过查找阅读有关统计资料，选择2000年至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额与农村经济产值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山西省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通过相关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村经济增长并不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即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但农村经济的增长不能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运用OLS回归分析法可得山西省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且产出的弹性系数为0.41756，即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额每增加1％，农村经济产值就增加0.41756%。此外农作物有效灌溉面积和化肥施用折纯量对农村经济增长也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产出的弹性系数分别为3.588556和3.907266。但是农业机械总动力由于其t统计量值为1.193775，为农村经济增长的非显著性因素，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山西省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滞后所造成的。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投入由于在逐步回归法中未能进入模型，计量结果表现为其投入对山西省农村经济的增长无相关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目前山西省农村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最后，综合实证研究结果，从构建多元融资渠道、优化投资结构及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资决策等角度给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