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生产有精神和物质双重属性。不同的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时期,对这两重属性有着轻重不同的强调。孰轻孰重关键在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控制社会的权力机构对文学如何定位。中国从古代到晚清,在其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学特别注重强调文学的精神性,注重文学的言志、教化、抒情及闲情娱乐等作用。但统治者视文学的主要功能是用来教化百姓、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曹丕《典论·论文》里“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论述,把文学的政治功用发挥到极至。晚清由于受西方现代传播媒介(报纸)、出版机制、科举制度废除和现代文人出现等因素的影响,文学的传播方式、发表方式、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艺生产进入资本化运作阶段,文艺生产的资本化运作,使经济因素成为作家创作的需要面对的因素之一。现代稿酬制度在中国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激发了一批报纸、期刊、杂志的产生,一大批文人围绕着这些报纸、期刊、杂志组成现代社团,既可发表自己的文艺主张,又可通过写稿赚取的稿酬养家糊口,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和便捷的文艺传播媒体,大大刺激了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以诗文、文言文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精英文学转变到以小说、白话文为主的大众文学,小说成为人们“娱乐”、消闲、“新民”、“文学革命”、“革命文学”等娱乐休闲、启迪民智、革新政治、武装斗争、舆论宣传的工具。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文艺生产,基本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资本运作来完成。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生产进入“计划经济”时代,文艺的生产、流通、分配、接受等环节都实行国家控制的“一体化”模式——包产、包购、包销。此时文艺生产的私人资本化运作被排除。作家本人由原来的自由撰告人,变成了工作在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各级“作协”里的国家工作人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靠工资收入的按劳分配的劳动者。其价值取向受到“一体化”模式的高度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后,文学从政治的高压下解脱出来,回归到文学的自身。文艺生产进入市场化,同时文学也自然地被边缘化。但政治因素仍旧在宏观上对文艺生产进行引导。文艺生产是“文化企业”和“文化事业”双轨制并行。但文艺的生产部门并没有按照“企业”和“事业”双轨制运作,而是全部按照企业化模式运作。由于出版单位要生存、发展,要赢利、要分红,致使经济因素成为制约文艺生产的主导因素,营利成为出版单位文艺生产的主要目的。虽然政治上要求文艺生产是“社会效益第一”和“经济效益第二”,但是现实具体的运作中,有时很难完全实现,甚至社会效益被严重背离,有些出版社出书,赢利是惟一的目的,这就使得许多文艺作品的质量大大下滑。但从文学自身的规律和文艺生产长远发展看。市场化运作是文艺生产长期繁荣的可靠保证和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