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文本外的文化因素,例如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历史等因素,而不仅仅是文本内的语言因素。译者,被长期忽略的翻译主体,开始得到重视,因而译者的主体性也开始得到肯定,并成为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女性主义将性别延伸到语言文化领域,产生了女性主义翻译。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可分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翻译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为翻译研究,尤其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带来了性别视觉；而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具体通过选材、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创造性叛逆的运用来体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提倡的译者主体性。本文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的译者主体性”为出发点。从理论上讲,对译者主体性的强调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提倡译者与作者的平等地位,在译文中彰显女性译者的身份；第二,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忠实观”进行了重新定义,女性主义译者应忠实于作者与译者共同参与的“写作方案”,而非忠实于原文或作者,提倡对译本的“重写”,凸显女性译者的主体性。从实践角度来看,女性主义译者主要通过以上提及的三个方面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少有的可以自由纯熟地运用双语写作与翻译的作家之一。国内对张爱玲的翻译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主要集中在对其某部作品的研究或整个译作的概括研究。本论文选择其三部英译作品,The Golden Cangue《金锁记》,Shame Amah《桂花蒸.阿小悲秋》以及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海上花列传》,基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具体从选材、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创造性叛逆的运用这三个方面,就其译者主体性如何得以体现进行了探讨及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张爱玲的英译实践活动较充分地体现了女性译者的主体性。但就本论文作者能力和资料收集的限制,在理论的升华、文本数量的选择以及例子分析方面来说,该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