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伴侣暴力是指现任或前任亲密伴侣实施的导致身体、性或心理伤害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躯体攻击、心理攻击和性胁迫等。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亲密伴侣暴力是妇女面临的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但是,对亲密伴侣暴力研究进行回顾后发现,亲密伴侣暴力受暴不仅存在于女性中,也存在于男性中。男性与女性可能都是施暴者,也可能都是受暴者。同时,亲密伴侣暴力并不只存在于异性关系中,也存在于同性关系中。西方社会研究表明,虽然同性亲密伴侣暴力与异性亲密伴侣暴力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同性恋群体的性少数压力是亲密伴侣暴力发生的特殊风险因素。多项研究发现,基于性取向的歧视经历、污名意识,出柜程度和内化恐同都与亲密伴侣暴力经历有关。性少数压力对同性关系中亲密伴侣暴力的作用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性少数压力作为同性恋群体的特殊因素,但少有量化研究探究性少数压力和同性恋群体亲密伴侣暴力容忍及求助的关系,性少数压力对亲密伴侣暴力容忍和求助的影响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基于性少数压力模型和亲密伴侣暴力污名化模型,本文通过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对性少数压力对同性恋亲密伴侣暴力容忍与求助的影响进行探索。研究一和研究二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三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研究一旨在调查中国背景下同性恋群体亲密伴侣暴力施暴与受暴发生率以及性别差异,探究亲密伴侣暴力经历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亲密伴侣暴力经历与伴侣暴力容忍的关系,比较同性恋群体与异性恋群体在伴侣暴力容忍和最小化的差异。研究二旨在探究性少数压力与同性恋群体伴侣暴力容忍和最小化的关系,歧视经历能否通过内化恐同和身份隐藏影响伴侣暴力最小化,以及身份隐藏和孤独感是否在社会支持与伴侣暴力最小化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研究三旨在通过访谈法了解受访者的亲密伴侣暴力经历、伴侣暴力应对方式、求助经历。通过使用归纳法,希望能从更深刻和立体的层面来探究同性恋个体在亲密伴侣暴力容忍和求助所面临的问题。研究主要结果与结论:（1）同性恋群体存在不同程度的亲密伴侣暴力现象。冷暴力（施暴:60.1%,受暴:63.2%）是发生频率最高的暴力形式,其次是心理攻击（轻度施暴:53.8%,重度施暴:45.7%;轻度受暴:49.7%,重度受暴:47.4%）。轻度性胁迫（施暴:41.6%,受暴:38.0%）也是发生频率比较高的暴力形式。同性恋男性重度心理攻击与轻度性胁迫发生率显著更高于同性恋女性。（2）同性恋和异性恋男性与女性在不同类型的亲密伴侣暴力容忍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总体来看,异性恋男性在不同类型伴侣暴力容忍均显著高于异性恋女性,同性恋男性重度心理攻击和性胁迫容忍显著高于同性恋女性。冷暴力、轻度性胁迫和轻度心理攻击是同性恋男性与同性恋女性容忍程度较高的暴力形式。同性恋男性受暴最小化显著高于同性恋女性,同性恋男性与同性恋女性受暴最小化皆显著高于异性恋女性。同性恋男性和同性恋女性受到亲密伴侣暴力污名和性取向污名的交叉污名的影响。（3）在同性恋男性中,重度躯体攻击容忍、轻度性胁迫容忍、重度性胁迫容忍与歧视经历显著正相关。歧视经历、内化恐同、身份隐藏与最小化显著正相关;在同性恋女性中,轻度躯体攻击容忍与内化恐同显著正相关。轻度心理攻击容忍、重度心理攻击容忍、冷暴力容忍与身份隐藏显著正相关。歧视经历、内化恐同、身份隐藏皆与最小化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支持了性少数压力与同性恋伴侣暴力容忍和最小化存在相关关系。（4）歧视经历通过内化恐同和身份隐藏影响同性恋伴侣暴力最小化。经历歧视事件的个体把对同性恋群体的消极态度内化成自我的一部分。同时,通过隐藏自己的性取向身份作为应对策略,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高水平内化恐同可能导致个体将发生暴力事件的原因归咎于自己或者群体,对自己的消极态度可能导致个体认为自己不应该获得帮助或者不能获得帮助。采取身份隐藏策略的个体可能不愿意暴露自己处于暴力的同性关系中,导致了丧失寻求帮助的能力。（5）身份隐藏和孤独感在社会支持与同性恋伴侣暴力最小化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知觉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的个体隐藏身份的可能性越小,孤独感也更低。知觉社会支持水平更低的个体更可能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隐藏身份会加强个体的孤独感,孤独感更高的个体可能表现出更消极的状态,害怕受到别人的拒绝,更不愿意寻求帮助和报告自己受到暴力。（6）大部分受访者寻求了非正式帮助,小部分受访者寻求了正式帮助。受访者更多地向朋友寻求非正式帮助。相比男性,女性受访者向家人寻求帮助更多。这些正式和非正式帮助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建议和情感支持。性取向身份隐藏和社会支持系统较弱构成了受访者寻求帮助障碍的一部分。总体来看,同性恋群体存在不同程度的亲密伴侣暴力现象,同性恋男性与同性恋女性对不同类型的亲密伴侣暴力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认知和容忍。性少数压力影响同性恋男性与同性恋女性的伴侣暴力容忍与求助。同性恋男性与同性恋女性在受到伴侣暴力时,性少数压力构成了同性恋男性与同性恋女性求助障碍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