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合理性问题在现代为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所广泛关注。这一问题凸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20世纪以来的人本主义与历史主义对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科学合理性解释提出了种种质疑，在他们看来，科学合理性的基础并非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在于客观的实证与逻辑，而在于主观的“人”。但这一思想的直接渊源却可以追溯至近代的休谟。 近代科学在其产生之初便面临着科学合理性问题，尽管科学家如伽俐略、牛顿等对之进行了深入探索，但最终完成这一任务的却是哲学家。近代哲学主要以“合乎逻辑的”和“可经验的”的理由来对科学合理性问题做出解释，而二者实质上同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解释。休谟对这种解释并不满意，他坚持一种彻底的经验认识原则，认为被哲学家们所极力推崇的人类理性能力实际上并不是科学形成的真正原因，心理的习惯联想才是全部科学的最终基础。据此，他掀起了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对科学合理性做出了一种与理性主义完全相反的非理性的心理主义解释。 休谟对于科学合理性的心理主义解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因果关系、概然推理以及心与外物存在的心理主义解释。因为在休谟看来，心与外物的存在是科学的前提，因果关系是科学的内在规则，而概然推理是对因果关系的一个补充说明。因此，当休谟对以上三者做出一种心理主义解释时，他也就是从本质上对科学合理性做出了一种心理主义解释。 休谟的这场科学合理性思想革命对后代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德的科学合理性思想和十九世纪的心理主义都带有明显的休谟痕迹，此外，这场革命还直接影响了凸显于20世纪以来的由人本主义与历史主义所发起的科学合理性问题的争辩。最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重现休谟的这场革命时，也就是从一种科学哲学的角度来对休谟哲学及其影响进行了再认识。可以明显看出，休谟哲学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论，经验对休谟来讲只是其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休谟哲学的真正实质在于作为经验论的心理主义。但这种心理主义也并非如K．史密斯所讲的那样仅仅只是对因果关系、心以及外物做出心理学解释，因为对于休谟来说，此三者只是他达到自己的最终理论目的的一种桥梁或中介，他的真正目的在于科学，即建立一种人性科学以为全部科学奠基。对于休谟哲学的这种再认识或许能够为休谟研究提供一个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