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和解在我国都广泛存在。和解是解决纠纷,平息争执的重要方式。近年来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兴起,和解也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纵观我国法律框架及条文设置,和解的身影十分罕见,因此和解纠纷在寻找请求权基础时会出现法律模糊甚至缺位的现象。由于缺乏规范,一旦产生争议,和解双方各执一词,不但不能解决原有的争执,反而使纠纷更加复杂。学界对此也有诸多讨论,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即履行是否是和解合同发生效果的必要条件。分析这一问题不可避免的需要探究和解合同的性质及效力。例如若和解合同为要物合同,则履行与否一定会影响其法效果的发生。若和解合同仅为诺成合同,则履行行为与和解合同的效力无关。而和解合同是否为要物合同又需讨论和解合同的其他性质,如单务或双务、有偿或无偿。若履行行为对和解合同的效力不产生影响,那和解合同效力究竟来源于何处,关系着和解合同是否能发挥其定纷止争的作用,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大陆法系国家例如德、法、日、魁北克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均对和解做出了或详细或简略的规定。英美法系中的契约法制度与大陆法民法谱系大不相同,英美法更注重程序的正当性和制度的实用性,对法律体系的完整性要求不高。因此英美法国家更注重诉讼和解。为使和解协议实现分担诉讼压力,消弭争议的目的,必须申请“合意判决”,以此赋予和解协议内容得以强制执行的效力,从而终结诉讼。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关于诉讼外和解的法律还处于相对空白状态,既缺乏对相关概念的定义,也没有明确的救济途径。本文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言,阐明学界关于履行对和解合同法律效力的影响的观点分歧。这一分歧起源于2号指导案例(吴梅案),2号指导案例的拥趸者认为未履行的和解合同无力对抗生效判决,而反对者则认为合同是否履行与和解合同的效力并不存在联系。我国关于和解合同的纠纷虽然有2号指导案例做参考,但指导案例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且并未涉及和解合同的核心。2号指导案例看似是执行过程中的程序问题,但实际上由和解合同的效力决定。现有研究路径非常零散,多集中于对2号指导案例或支持或批判,缺乏整体把握,不足以解决和解合同产生的纠纷,和解的问题必须通过对其法效果的分析,做整体性、系统性的论述,然后才能返回到具体问题的解决上来。第一章首先厘定和解合同的性质。履行行为是否会对和解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其决定性因素在于和解合同的性质究竟为何。和解合同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内,应归入合同法中的无名合同。通过厘清和解合同与类似概念的性质的区别,并根据现实生活中大量和解合同所表现出的共同点,可以得出,和解合同为双务,有偿,要式,诺成合同。因此,履行与否对和解合同的效力不应产生决定性影响。第二章阐述了和解合同的效力问题,之所以会发生履行行为影响和解合同效力的分歧,其原因在于对和解合同的效力没有统一的认识。对和解合同究竟是“认定效”、“创设效”抑或“确定效”,学界仍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和解合同并非对原始法律关系的“认定”或对和解法律关系的“创设”,而是在形成过程中,对和解各方共同认可的法律关系的“确定”。同时,针对“当和解合同未能解决纠纷时,应当以和解合同为基础进行权利救济,还是以原始法律关系为基础寻求救济”的问题,通过分析现有观点,得出和解合同具有冻结当事人就他种实体法方案继续寻求公力救济的效果。故和解合同的效力来源于其“冻结”效果,而非履行。第三章列出了和解合同成立后仍返回基础法律关系寻求救济的特殊情形。在和解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和解合同含有意定事由、和解合同的法定解除三种情形下可以通过基础法律关系获得救济。第四章提出了和解合同应当典型化的建议。该部分主要陈述了和解合同应当典型化的理由。以前四部分的分析为支撑,和解合同典型化具有大众心理的认同性、效率上的经济性和法律上的可行性。只有通过典型化和解合同,才能解决和而不解的困境。希望能够借助民法典编纂的契机,为和解合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