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得到良好的贯彻和施行的关键在于其法律效力得到良好的实现。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登记的对抗效力是登记效力的重点,然而股权登记对抗的效力和范围缺少明确规定,究其原因,我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商事登记法,法律文件中对抗力的规定较为零散。对于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登记对抗力是什么、基于什么、如何适用理论与实务上存在诸多误区。通过分析名义股东之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名义股东代持的股权的不同裁判结果,发现对抗力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仍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商事外观主义在登记公示中如何适用;其次我国股权登记与公告何者具有优先对抗效力;最后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登记对抗之第三人的范围如何界定。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股权登记对抗力的理论基础、登记与公示的关系以及第三人范围的不同观点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我国股权登记应当转变为登记对抗主义的立法模式,在登记对抗力和公信力二者近似而不同的理论中坚持外观主义作为股权登记对抗力的基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登记信息公示程度越高、对抗效力越强,对于应当登记的信息,没有完成登记公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登记公示后,可对抗任意第三人。登记与公告都是公示手段之一,但登记对抗效力优先于公告对抗效力。另外,要完善《公司法》第32条第3款与《公司法解释三》中对第三人的界定,明确其为善意第三人。区分隐名出资与登记对抗后,股权处分之受让人一般情况下参照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股权,其可以成为登记对抗之第三人;《公司法解释三》第26条第1款是对公司之债权人作为第三人适用对抗力的具体化规定;名义股东之债权人不能够因为股权登记而成为对抗之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