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于苏格兰爱丁堡召开的基督教国际宣教会议是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的开端,而对中国而言,自20世纪以来成为教会发展主题的合一与本色化(Indigenization)运动,在爱丁堡会议之后,也更是进入高潮。此次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本文主要从教会合一以及中国教会自立运动发展的角度来探讨爱丁堡会议对中国教会的影响。但实际上,国际宣教界对中国教会的关注自始至终也都未中断过,普世教会运动早期的一些会议,如1860年的利物浦会议、1888年的伦敦新教传教百年大会、1900年的纽约普世教会会议等,都对中国教会有所关注。而与此同时,受国际宣教形势及中国国内环境的影响,爱丁堡大会以前,在华传教机构和传教士及一些中国信徒也在推动中国教会的合一及自立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尤其是1907年百年大会的召开把这种呼声推向一个高潮。因此,对爱丁堡会议之前世界普世教会运动发展脉络及中国教会合一与自立早期实践的关注也是本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丁堡大会对中国教会合一与本色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会组织机构及人员变动方面,最直接的例子就是爱丁堡大会之后在华新教各差会纷纷响应会议合一及使年轻教会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号召而更名“中华”某教会并培养本土传教人员。当然,爱丁堡会议后,中国教会机构、人员的变动并不仅限于此,自1913年全国传教士大会的召开一直到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及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成立,这期间中国教会机构的沿革、人员的变化是十分复杂的。本文首先从中国教会的机构沿革及人员变动着手,综合考察自1907年百年大会至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这十几年间中国教会的机构人员变化,同时结合爱丁堡会议之前普世教会运动的开展及其对中国教会的影响,进而从制度层面分析了爱丁堡会议在中国教会合一及本色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