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路径由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在经济转型和建立创新型国家进程中具有关键作用,而集聚又是其发展的主要模式。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空间溢出效应成为解释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新视角。此外,新时代背景下研究不同集聚模式对阶段性创新效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希冀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经济转型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支持。本研究首先基于创新价值链的视角,从理论上分析规模集聚、空间集聚及其交互作用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其次,以2004-2016年中国大陆30个省域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度创新两阶段效率,考虑创新效率存在滞后效应及内生性问题,利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为了深入探讨规模集聚杠杆作用的演化机制,本研究利用了Hansen提出的门槛面板模型加以分析;考虑传统收敛模型忽略空间因素的问题,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产业集聚视角下创新两阶段效率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Moran’sI指数说明中国省域高技术产业创新两阶段效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价值链过程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连续性特征。创新两阶段视角下,规模集聚对创新效率均产生了显著的杠杆效应,空间集聚对创新效率均产生了抑制效应,二者交互项对技术转换、技术转化效率均具有互补效应,且在技术转换阶段显著性更高;(2)随着产业集聚中规模集聚相继跨越三个门槛值,空间集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表现出“阻碍—促进—促进—阻碍”的反N型演化特征;(3)考虑空间效应的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技术转换、转化效率不仅存在绝对收敛,而且存在条件收敛,且企业绩效、新增固定资产水平、要素禀赋、研发支出密度等均对创新两阶段效率均产生了显著的杠杆效应;因此,各省级政府出台产业政策要继续扩大对高技术产业的倾向度。考虑创新价值链上技术转换、转化效率的滞后性特征,有效地衔接创新两阶段的投入与产出,强化协同效应。不同集聚模式应视不同创新阶段而已,各有侧重,精准对接,有效协调。本研究结论为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政策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