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万物之源,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自古以来,关于水神的信仰就非常发达。先秦至秦汉时期的水神信仰主要表现为对黄河河神的崇拜。唐宋以后,水神的种类越来越多,相关的记载也越来越丰富。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水神信仰的盛行,有着深刻的自然和社会原因。由自然地理环境引发的水、旱、潮等灾害是导致各种治水神、祈雨神、潮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漕粮运输及河漕治理的现实需要则成为推动金龙四大王、晏公等运河水神形成及发展的重要因素。水神种类名目繁多,按照其属性及功能可以分为官方运河水神、民间水神两大类。运河水神主要包括金龙四大王、晏公以及数量众多的水利人格神,汶河、泗水、漳河、卫河等与运河相关的自然河神和天然水神也属于运河水神的范畴。在众多运河水利人格神中,以宋礼、白英最具有代表性。民间水神则包括龙王、真武、三官等祈雨神以及数量众多的区域性水神。水神信仰的形成及发展深受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其演变过程呈现出由自然神向人格神转化等特点。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水神庙宇众多,其分布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金龙四大王庙宇的地域分布则和黄河水患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其中以黄运交汇、水患严重的苏北地区数量最多。水旱灾害的频发,使得具有治水和祈雨功能的龙神庙宇广泛分布于运河沿线区域。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差异,使得北方地区真武、三官等祈雨神庙宇的数量远多于南方。水神庙宇多设有僧人、道士或庙祝,专门负责庙宇的日常管理和祭祀。水神庙宇多设有供奉庙宇日常开支的祭田或香火田。官方修建的水神庙宇,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官方的拨款和官员的捐助,由皇帝派遣河漕官员或由地方官员定期进行祭祀。民间水神庙宇的经费则主要来源于地方士绅和民众的捐助,祭祀群体多为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天妃信仰起源于福建,基于海运和河运的重要性,宋元明清时期官方不断对其进行加封。明清时期天妃信仰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运河沿线区域,福建商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运河沿线区域的福建会馆内多供奉有天妃神,众多天妃庙宇也都兼有福建会馆的功能。地理环境和现实需要的不同,使得天妃信仰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在众多天妃庙宇中,以淮安清口惠济祠最具有代表性。河漕治理的重要性以及清口重要的地理位置是清朝统治者崇祀惠济祠的主要原因。水神信仰呈现出信仰神秘性、群体普遍性、目的功利性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出现有着深刻的自然和社会原因。水神信仰对明清国家及沿线区域社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明清统治者通过敕加封号、修建庙宇、颁发匾额、撰写祭文、隆重祭祀等手段,把金龙四大王、天妃等与漕运、河工相关的神灵列入国家祀典,并以此神化封建统治,强化皇权,进行社会教化。水神庙宇在为漕运官员和往来漕军提供祭祀场所的同时,水神崇祀也成为治河官员治理河漕的重要手段。地方官员通过祭祀水神、祈雨、祈晴等活动,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并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水神信仰对农业生产、渔业生产、航运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特有的风俗和习惯。水神信仰在发挥文化观赏功能、促进区域文化交流的同时,对社会风气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祭祀水神而产生的水神庙会在促进商品交易的同时,也丰富了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