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1929年11月9日-2016年3月31日)，20世纪上半叶匈牙利籍犹太作家。由于自身所带的犹太血统，凯尔泰斯从幼年起便亲历了种族压迫甚至灭绝，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苟且生活成为其所有著作的素材，因而多带有自传性质。作为集中营少有的幸存者，不少作家都直接描写集中营的惨状，控诉反犹主义惨绝人寰的行径，但当凯尔泰斯第一次尝试着回顾时，却是借助一个无知孩童的视角，如初次接触社会生活般以好奇的眼光、渐而平实的心境去记录集中营的生活。这一特别的视角在众多大屠杀文学作品之中显得较为另类，作者以相对冷峻的角度切入奥斯维辛，使得这个被反复记载的历史事件有了更多的解读可能，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本文将沿着这一独特的视角去展开对凯尔泰斯思想全貌的摸索与建构，挖掘奥斯维辛这一历史记忆背后所隐藏的内涵以及作者的相关解读。奥斯维辛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历史记忆，凯尔泰斯是如何通过自身体验去检视与反思这一事件的，它对人类历史进程是否具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和意义，又能否给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积极的路向与指引，这些都成为本文着重关注、亟待研究的焦点，也是架构其本文思维脉络的关键节点。　　任何的研究都应建立在对材料的收集、分析整理之上，通过梳理凯尔泰斯·伊姆雷生平、作品的相关研究，把握国内外研究的整体概貌，可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研究的步骤也要循序渐进，本文先以具有客观记录性质的史料展现出历史记忆形态的一面，即当时的社会环境及背景，再切入凯尔泰斯具有主观体验性质的历史记忆——另一面，即个体在环境中的具体遭遇，由此建立起一个富于空间感的记忆形态。以对历史记忆的探求为认知中介，引出凯尔泰斯对奥斯维辛的审视与追问，并通过个体在历史罅隙中挣扎反思的生命体验，表达了其对犹太群体命运的不忿、担忧，但凯尔泰斯的关注点没有简单地停留于此，而是将之从群体过渡到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忧虑、对历史进程的思考，把反思升华到更高一级的层面。　　通过全力追寻凯尔泰斯重返奥斯维辛的路径，探索个体应如何自适于这种对生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并且继续维持生存和展开思考，最终揭示奥斯维辛这场历史灾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明的倒退和破败，也无法笼统地归责于纳粹组织的残酷和犹太群体的懦弱。因为它有着更为广泛的参与者和更为深刻的构成因素，是在现代文明之下人类共谋的一场悲剧，而任何的悲剧都来自于人性中无法根除的丑陋和黑暗，这也是人性不可弥补的不完满。无论人类的历史进程演化到哪一个阶段，人性的不完满始终潜伏其中，窥视着人心的邪恶，并借机掀起新的一轮腥风血雨。从这一个角度看，人类处于似新实旧的循环历史形态中，因而凯尔泰斯希望能通过反复咀嚼奥斯维辛这段历史记忆来唤起人们对此悲剧的审视和追问，反思人性的内在，以爱和怜悯化解人性的不完满，不断延展人类生存的韧性。　　凯尔泰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奥斯维辛这一主题，在他看来，奥斯维辛并不是偶然或意外，它因人类维护强权体制运营的需要而生，是强对弱、优对劣的一种制裁，也是提供杀人服务的机器，更是人类在现代堕落、沉沦的有力证明。在文明与野蛮并存的今天，专制和暴政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获得幸存的凯尔泰斯更多的是想探讨如何避免奥斯维辛的重演，以求获得真正的幸存。他专注于对奥斯维辛情结的书写，不仅是为了重复地表述人类灾难来告诫世人不可忘记过去，还想借机警醒人类过去的仅仅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如果促成奥斯维辛的条件依旧存在，不仅犹太群体再遭厄运，人类还可能共谋出新的压迫和悲剧，因而奥斯维辛更需要始终铭记与不断解读。凯尔泰斯认为大屠杀能够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文化，人类应该尽其所能释放出它潜在的巨大价值和意义，从而使其对人类历史进程发挥更好的导向作用，而这也正是凯尔泰斯作品中最富意味的探讨价值和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