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建筑工人为例,将当代农民工的生存境遇纳入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中,重新探讨农民工的现代性获得状况并试图对其做出解释。文章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首先,与现有农民工现代性获得的相关研究结论相反,笔者认为进城与打工并无法使他们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这种“无法获得的现代性”不但在事实层面表现为农民工所陷入的“农村-城市”双重的无所归依的生存困境,更在实质层面上表现为无法获得的工人身份与市民权利。其次,笔者指出尽管国家缺位于劳动力再生产是造成农民工“无法获得现代性”的根源,但由有关“素质”与“现代化”的主流话语所制造出的“素质论”持续地将农民工卷入一种对自身素质的焦虑之中,从而将他们的注意力从体制的不合理上转移开来,并转到自己身上,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自己是“素质竞争”中“合理的劣汰者”的这一指认,从而成功的建构了农民工“无法获得现代性”这一生存境遇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