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来说,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是政府工作的基本路径和出发点。与早期的发达国家不同,后发展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因素往往是外来的,经济发展所需的动力和环境等许多必要条件都需由政府来提供,政府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开始着手发展直隶经济,在内忧外患的恶劣环境下,经过7年的努力,直隶由一个“屡遭兵燹”、“民生凋敝”的落后省份,一跃发展成为经济进步的全国模范省,“各行省咸派员视察,籍为取法之资”。袁世凯领导的直隶经济建设,无疑是晚清地方经济建设的典范。 从经济建设的模式来看,直隶的经济建设不是从某一领域、某一部门单独开展的,而是全面推进的综合发展模式。袁世凯十分重视农、工、商及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摒弃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在兴工振商、发展实业的同时,也不忽视农业的基础性作用,将农业作为振兴实业的“釜底加薪”之计;而不论是发展工商业还是农业又都与教育密切挂钩,发展教育不仅为农、工、商业培养了大批实用技术人才,而且提供了相关的科技、知识资源和工艺试验场所,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而经济的发展又为教育提供了充足的物质资源。总之,直隶经济建设在各个领域都表现为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发展模式。 从经济建设的成效来看,直隶的经济建设成就斐然,令人瞩目。在财政金融方面,直隶财政税收基本实现良性循环,金融业健康发展;工业方面,直隶工业完成了从军事重工业向民用轻工业的转变,创建了一系列的近代化工业企业;农业方面,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使直隶传统农业出现了近代化发展的趋势;商业方面,在重商、护商政策的主导下,直隶商业繁荣,商品的流通规模和种类,均位居全国前列。教育方面,各类学堂如同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一大批学制科学、设备完备的近代化学堂的创办,为直隶培养了大批的专业技术人才。直隶的经济建设成就,不仅在近代直隶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近代中国的区域经济史上也是令人瞩目的。当然,直隶的经济建设由于受到多种历史条件的制约,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不足,但这毕竟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某种转变,在病入膏肓的晚清中国,能取得这样耀眼的闪光点,其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