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是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和周边安全的重要外部因素和战略存在。中日两国携手走过了千年的友好,历经了百年的战争,在文化、情感和地缘上有着难以“解理”的牵绊。现今,中日两国在领土、历史、安全与地位等方面仍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持续变化与两国力量深度调整,中日关系摩擦不断,更是陷入不可用“冷暖”言状的状态。2018年的中日首脑互访暂时缓和了两国紧张的关系,但中日关系仍处于合作与竞争并存、敏感而又多歧的状态。日本智库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点,曾经在亚洲智库中独领风骚,现今在世界和亚洲智库中仍拥有重要的影响力。随着日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日本传统的外交决策机制正在逐步瓦解,决策主体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日本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角色分量可以估量。日本智库研究,尤其是日本主要安保、外交等对外政策类智库研究,是深入了解和研究日本外交决策、战略走向和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四章及结语组成,核心章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系统介绍了日本智库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本章主要以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参照,对日本智库的发展历程和阶段、日本智库的国际评价、现今状况及存在类型、管理运作模式与机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目的是通过点与面的结合详细介绍日本智库的各个维度,以期对日本智库的全貌有所了解和把握,在日本智库群像中穿插安保、外交等对外政策类智库等个体像,为进一步开展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研究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第二章尝试建构了以“外交决策分析理论——智库参与决策模式——日本外交决策机制——日本智库对外交决策功能”为链条的分析框架。尝试联通西方主要外交决策分析理论、日本外交决策分析的主要理论与智库参与外交决策的主要理论,为日本对外政策类智库参与外交决策的实践寻找理论根据。在阐释主要外交决策分析理论的同时,将日本智库置于外交决策分析理论的视野和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之中,对一般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冷战后外交决策机制变化、特别是冷战后外交决策机制的特点与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分析其在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之中的作用。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日本智库与外交政策形成的典型案例。通过博士学习期间数年对日本主要智库网站的持续跟踪与相关访谈,第一二节选取了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防卫研究所这两个不同组织形态的智库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两者基本情况、组织运行和在日本海洋政策形成、安全保障政策出台中的功能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避开外交决策研究都需要面对的“黑箱”问题,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日本特定的专业型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对日本特有的“临时型”日本智库现象进行了考察,发现了以恳谈会为首的“临时型”日本智库是传统智库功能难以发挥参与外交决策功能的异化现象,以及恳谈会政策建言与最终外交、安保等对外政策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第四章从日本视角围绕日中关系阐述了日本智库对日中关系的研究情况。以日本智库网站上公开的研究报告、政策建言和研讨会内容等为主要研究文本,掌握日本智库对“中国威胁”、“中国崛起”等日中关系重要敏感领域的观点和态度。以PHP总研、防卫研究所等日本知名对华研究智库为研究案例,对近些年来它们所发布的对日本社会舆论乃至政府等具有一定影响的文本进行了梳理归纳,得出他们对中国“遏制与合作并存”以及日中关系“防范与接触并存”的认知。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日本智库发展过程和参与外交决策中形成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智库建设的法制化、国际化和网络化等优点。第二,日本智库的调整期短期内不会结束,所面临的人力财力、决策参与能力弱等困扰日本智库整体发展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第三,日本智库的发展与对外交决策的作用受到日本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国内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特别是日本官僚主导决策体制的影响。第四,日本对智库的认知有了普遍的提升,日本智库在日本国内“政治主导”呼声日隆的背景下对外交决策等领域的作用较之过去将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主要智库对日本政府的决策影响能力不容忽视。第五,日本对外政策类智库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组织行为学所研究的特定的“共谋”效应,对待中日关系有明显的“二重构造”特征。日本追求“自主性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短期内不会改变,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国家保守化趋势不会改变,对中国采取遏制防范与合作接触的“实用主义”策略不会改变。我们要警惕日本智库尤其是对外政策类智库与日本保守化政治集团形成“共谋”效应,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形成某种特殊的情绪化的决策偏好。探讨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的关系,能够从新的视角推知日本未来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避免智库等日本国内因素对长期而又稳定的中日关系发展造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