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库恩以范式论即其不可通约性向传统科学理解发起诘问,标志着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库恩提出,科学实践是由范式所指导的。范式是指被科学共同体接受且延续的科学实践传统,它涵盖了理论成果和实践手段,渗透在科学实践的方方面面。他进一步指出,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这表现在三个层面,分别是科学工作标准、语词意义以及世界观层面,不可通约性使得范式不能逻辑地进行比较,科学发展史就是不可通约的范式的更替史。库恩的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戴维森从提出了一种看似精妙的批评。他认为,要得到两套范式不可通约的结论,势必要存在一个外在的公共比较的标准,因二者不满足这一标准,继而得出二者不可通约的结论。戴维森先用语言之间的不可翻译性取代了范式的不可通约性,随后详细考察了不可翻译性的两种情形后,戴维森认为并不存在可翻译性之外能够比较语言的标准。因此戴维森得出结论,概念图式的假设是自相矛盾的,不可通约性由此丧失了成立的基础,库恩的范式假设应被总体抛弃。戴维森的批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的论证并没有切中要害,反而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他以概念图式代替范式、以不可翻译性代替不可通约性的路径从根本上偏离了方向,他一味关注理论而忽视了范式对科学实践层面的把握,同时混淆了语言在本体论、语义学与社会学三个层面的意义,没有把握住科学作为实践的本质。其次,戴维森采纳了塔尔斯基的语义学真理定义,主张翻译是理解真理必不可缺的概念,但这与库恩所主张的不存在跨范式的真理观从根本上相矛盾。最后,戴维森混淆了解释与翻译的过程,不可通约性强调的不可翻译性无法通过解释活动来完成。库恩的根本问题在于他虽然关注科学史,但是归根结底仍然是理论优先者。要超越库恩强调的不可通约性,根本上是要重新回归范式的实践视角。首先,范式是非必要的。正如库恩所说的,科学实践是差异的、松散的,不具有严格上的一致性与整体性,范式也是历史的、动态的,是在逐步变化和发展的,它从对成功的预期逐渐发展至成熟的科学标准。然而,理论间具有可见规则以外的相似性并不必然推出我们需要范式这一概念。对超越实践的、超越具象规则的范式的寻求,是心理需求,是出于说明与理解科学史的需求,更是对理论优先传统的继承。其次,范式是非普遍的。结合哈金与劳斯对科学史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实验、观察以及研究机会上,范式并不始终在场。第一,科学历史是实验的历史。回顾科学历史,存在着先于理论的实验,存在着不以理论为指向的实验。第二,观察句涉及概念并不等价于观察渗透着理论,有关观察工具的理论与观察的理论负担需要做出区分。第三,研究机会具有偶然性与独立性,有偶然发现带来的研究机会,也存在为利用资源而刻意创造的机会,更有为回应现实需求诞生的研究机会。讨论范式假设后,如何面对理论间事实存在着的差异值得新的关注,劳斯的局部化科学观启发我们应当具象地、局部地把握科学理论与科学发展史。不可通约性并不是如库恩所强调的那样,代表着理论的根本差异、并进一步预示着断裂和对立的终局,而很可能是它们互为补充的启示。以历史的、批判的眼光回顾理论发展史,并非全盘接受历代理论、视其为狭义的整体为真,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以实践的合理性进行接受。不可通约性的破坏力被大大削弱了。实验室是践行局部化视角的场所。正如实验室实践为理论实体提供最低限度的实在性根基,实验室之外的工业生产实践和其他社会实践为科学理论的先进性提供了最终的检验手段,这是超越不可通约性的根本途径。通过锻炼对研究机会的敏锐、实验技巧的熟练、实验器具的使用,科学家得以不断继续他们的工作,实验不是机械的劳作,而是技巧和能力的综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