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庚子之变,清末士人渐渐认识到普通民众对于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性,于是掀起了一场对下层民众的启蒙运动。而梁启超等人受域外政治小说刺激,揭橥“小说界革命”的旗帜,欲借助小说来达到“开民智”的目的。因而晚清小说刊物如雨后之春笋,“新小说”有汗牛充栋之势,小说的地位也在晚清达到了几千年来未有的高度,由原来的“难登大雅之堂”一跃而成“文坛之盟主”。际此潮流,清末岭南革命志士黄世仲昆仲创办了《中外小说林》,通过对《中外小说林》“开民智”的透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新小说”启蒙色彩的认识。《中外小说林》欲借小说“开民智”,因而杂志在每期篇首专设“外书”一栏,借探讨小说理论来强调小说对“开民智”的重要意义。而其“开民智”则主要集中于改良烟嫖两大陋习,通过创作小说来劝诫人们戒烟戒嫖,并在宣传女权,反对迷信等社会教育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同时,作为由革命党人创办的小说杂志,《中外小说林》也登载了大量的文章,以痛斥满清政府的腐朽,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从而对民众进行政治启蒙。《中外小说林》虽然以“唤醒国魂,开通民智”为宗旨,而通过对其文本的粗略分析,其“开民智”效果应当是有限的。同时在晚清其他小说杂志中也存在相类似的缺陷。究其缘由,不仅仅是小说艺术价值与政治启蒙之间的内在冲突所致,更与清末士人在启蒙下层民众时,启蒙内容片面单一有关。启蒙内容的窄化,无疑弱化了小说的启蒙色彩,小说启蒙也成了知识精英们的自说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