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拟对纪录模式在中国人文地理纪录片创作中的运用问题展开研究。论文认为中国人文地理纪录片纪录模式至少有三种类型,即“诗性模式”、“纪实模式”和“新纪录电影”模式。本文中的“诗性模式”是“格里尔逊”式与中国传统诗性文化结合的产物。“诗性模式”在结构上依托于解说词,带有强烈的文学化倾向；在画面上追求唯美,注重意境；在创作上则以创作主体为主导,偏向于纪录片中“对现实的安排”的向度。“纪实模式”的核心是纪实,偏向于“对现实的描述”,兼收“真理电影”、“直接电影”与“自我反射式”的一些创作手法,其最大特征是运用采访、同期声、长镜头等纪录手段对个体予以关注、对过程予以纪录等。“新纪录电影”模式则可以理解为“对现实的想象”。“新纪录电影”模式源自西方,其大胆突破了传统纪录片真实观念的束缚,采用“虚构”和“再现”手法,追求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以及讲究视听美感的营造。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首先提出问题,而后对人文地理纪录片予以界定,对中国人文地理纪录片内涵和特征进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阐发其创作价值,最后描述纪录模式在中国人文地理纪录片中的流变。第一章,首先阐释“诗性模式”的内涵,进而分析中国人文地理纪录片创作中率先运用“诗性模式”的原因,重点从解说词、画面、音乐三个维度阐述探讨“诗性模式”在人文地理纪录片创作中的运用问题。在“诗性模式”人文地理纪录片中,解说词是叙事的中心,且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文化气息浓厚,富有诗意；画面上,“诗性模式”人文地理纪录片注重诗意与唯美,追求形式美、意象美、意境美；音乐作为解说与画面的衬托具有抒情性、渲染性和风格美。解说、画面、音乐上的这些特征都是创作主体对创作客体神会的产物。最后,探寻“诗性模式”在中国人文地理纪录片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及改进的建议。第二章,首先对“纪实模式”的内涵予以阐述,而后探讨了“纪实模式”运用到中国人文地理纪录片创作中的原因。与“诗性模式”充满诗意的浪漫主义书写不同,“纪实模式”更加注重对客观现实的纪录,本章重点阐发了“纪实模式”在中国人文地理纪录片创作中的运用,主要有“人文地理：景观背后人的故事；纪录过程：现场时空的一致性；心灵旅行：体验性浓厚的云游”等特点。最后对“纪实模式”在中国人文地理纪录片创作运用中存在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第三章,首先对“新纪录电影”的内涵予以揭示,而后分析“新纪录电影”运用于中国人文地理纪录片创作的原因。重点从“新虚构”、“新叙事”、“新视听”三个维度对“新纪录电影”在人文地理纪录片创作中的运用进行了详细地阐释。最后从“真实”和“再现”的争议中探讨“新纪录电影”模式在中国人文地理纪录片创作运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结语,上述三种纪录模式在艺术上无优劣之分,各有千秋,只有适合不适合之说；至于在人文地理纪录片创作中选择哪种纪录模式予以运用取决于时代社会的需要、创作主体的偏好以及创作客体特征等方面因素。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当以某种纪录模式为主的时,可以灵活吸收其他纪录模式的营养,以便更好地为创作人文地理纪录片创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