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批示是一种重要而常见的权力运行现象,在中国传统法文化和行政体制的演进中相沿成习已然见惯。数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底蕴,使得行政批示已然成为人们心中独特的权力符号,成为促进行政决策高效化以及化解矛盾争议的重要工具。然而作为一种行政惯例,行政批示始终游离在法律的有效控制之外,存在着批示失范的风险。行政批示法治化是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囿于外部控制对行政批示的规制存在局限,建立可行的行政自制制度是规制行政批示的必然选择,也是探索实现行政批示合法性与有效性相互平衡的重要途径。本文以系统研究为基本方法,通过考察相关法律规范及实践现状,从行政法角度详述行政批示的历史渊源、概念内涵、法律属性,分析行政批示存在的正当性及规制的必要性,并立足行政自制理论试图建构一套以行政自制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批示法律制度,确保行政批示在法治的轨道上发挥其正面效能。在国家法治建设和发展进程中合理利用行政批示的优越性,既能促使行政批示自身迈向规范化与法治化,也将有力推动全面建成法治中国不断前进。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行政法语境下的行政批示进行阐述。行政批示伴随着公文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以行政惯例的形态运行至今。区别于公共管理学、传播学等领域,行政法学语境下对行政批示行为的定位有其特殊之处,通过运用类别归纳、比较分析等方法,揭示行政法视域下的行政批示概念之内涵外延,深入剖析行政批示的法律属性并对其进行类型划分,为建构行政批示自制制度提供目标指向。第二部分是行政批示存在的正当性和制度需求。行政批示的存在既具备以现代官僚科层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为基础的理论正当性,同时也具备现实合理性。行政批示作为提高行政效能的重要手段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有利于强化政府系统的内部治理。然而实践中行政批示存在失范现象,规制行政批示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行政机关内部治理有序化、规范化的必然要求。第三部分是行政批示的行政自制路径选择。行政批示的合法性危机与失范现象亟需将其纳入行政法秩序,规制行政批示通常会考虑立法手段、行政手段以及司法手段。笔者认为,基于行政批示的内部行为性质和行政自制的比较优势,考虑立法控制和司法控制的局限,通过行政自我规制更为合理。第四部分是行政批示自我控制的实践机制。从规则制定和监督机制构建两方面入手,提出行之有效的实践措施,以期推进行政批示的规范化、法治化。首先,完善行政批示规定,制定统一的行政批示管理制度,规范行政批示的运行程序;其次,建立行政批示内部监督机制,实现行政批示过程的全方位监督;最后,建立与司法规制的有效衔接机制,将个案批示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