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速以及政府“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支持,我国国内企业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踏上对外直接投资之路。根据商务部数据统计,2009年我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同比增长6.5%。而在2010年则增长至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总量规模越来越大。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逐渐呈现出明显的技术获取特征,如在海外设立科研机构,兼并收购科技型企业等等,这种现象在进入21世纪后表现的尤为突出。在我国大量引入外资而由于存在挤出效应等原因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变得模棱两可时,这种有针对性的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为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的增长另辟蹊径,产生积极作用,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遵循“理论分析——实践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建议”这一思路逐步展开研究。本文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主要研究框架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第二章为文献综述。该部分在阅读分析了国内外大量文献的基础之上,主要就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反向技术外溢的传导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反向技术溢出效应大小的实证分析四个方面进行了整理总结。在对反向技术外溢实证分析文献进行总结时,本文又根据其实证所用数据类型,分宏观层面、行业层面以及微观企业层面进行了梳理。通过以上整理总结,本文批判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切入点。本文第三章是理论分析部分。该部分主要借鉴了Fosfuri&Motta(1999)博弈模型的基本思想和计算方法,对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存在性进行探讨,为第三、四章的实践分析和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该章第一部分做出了理论框架的基本假设,并计算了博弈第一阶段中企业1和2在分别采用出口、FDI和不服务国外市场时,所有可能情况下的博弈支付,即各自获得的利润。在此基础之上,该章第二部分对模型进行简化,进一步具体到我国企业的战略选择,考虑发达国家既不投资也不出口的情况进入博弈第二阶段。通过分析,发现当我国企业相对发达国家企业技术水平较低时,会为了获取技术外溢而采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接近技术领导者。即使在出口成本为0,仍存在投资可能。虽然在某市场上亏损,但由于反向技术外溢给母国,企业在总体上受益。并且当技术差距越大,从中获得外溢越大时,这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越明显。同时,当我国企业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固定成本越小,海外市场容量越大以及选择出口所带来的每单位产品额外成本越大时,越倾向于采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服务国外市场。本文第三章为实践分析。本文通过总结2001-2011年我国部分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实践活动并绘制成表,继而分析了该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在近年所呈现的特点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往往采用两种方式接近国外先进技术,一个是设立研发机构,一个是收购兼并科技型企业或科技型资产。其次,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对于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成功与否越来越重要。最后,受到国外先进技术诱惑,我国民营企业也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行列当中。第四章为本文的重点部分,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产生反向技术外溢进行实证分析。该部分主要运用1985-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以我国对美国、日本、法国等10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为研究对象,在CH国际技术溢出模型的框架内进行了讨论。该章的第一部分主要是结合研究目的对模型进行设定。本文在重点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渠道产生的技术外溢的同时,还考虑了国内R&D资本存量、进口、外商直接投资、非物化直接技术外溢等渠道,并一同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则作为被解释变量。除国内R&D资本存量和非物化直接外溢渠道外,对其他渠道产生的国外R&D资本存量溢出额采用LP方法进行测算。国内R&D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而非物化直接外溢渠道则采用电话普及率作为国外R&D资本存量的权重。该章的第二部分则为数据来源及处理。由于本文变量较多,数据量大,且为统一口径,所以主要采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商务年鉴》等国内数据库,同时结合OECD,世界银行等作为补充数据库。并对某些数据进行了永续盘存法、剔除价格影响、折算单位一致等处理。该章第三部分为实证基础数据的特征描述,通过描绘折线图,显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国别比较、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R&D资本存量溢出额的国别比较以及通过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三种渠道获得的国外R&D资本溢出额的总量比较。该章第四部分为主要计量分析部分。首先,通过单位根检验、以及AEG两步法协整检验等保证了本文计量结果的合理性。根据估计结果,本文发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反向技术外溢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国内R&D资本投入仍是我国技术水平不断增长的重要来源,通过其他各技术外溢渠道获得先进技术应以国内不断的研发投入作为基本前提。此外,我国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R&D资本存量溢出额对我国技术水平提高呈积极作用,但并不明显,这可能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或者外商直接投资多流入制造业,或投资国对核心技术的过度保护等原因。近期被国内外学者日益重视的非物化直接技术外溢渠道则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进口渠道产生了负向消极作用,本文也做出了相应解释。该章第五部分为第四部分基础之上的补充分析。通过时间段划分及分别设计有关计量模型,发现我国国内R&D资本投入在1985-1992年之间对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到了较大的正向作用.1992年之后,受我国开放政策的极大影响,除了国内研发投入对我国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外,外商直接投资也成为我国获得先进技术一条重要渠道。而近年,对外直接投资渠道以及随着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而衍生的非物化直接外溢渠道也开始逐渐显示出其积极作用。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实践分析及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了如下启示：我国应继续积极响应“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对于民营企业等缺乏投资经验,海外投资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我国政府应给出相应的信息和政策指导。在选择投资对象方面,我国微观企业应注重宏观区位选择与微观区位选择相互结合。在宏观上选择技术溢出可能性大的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在微观角度要注意研发成果与企业发展战略的一致性以及与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相匹配的投资对象。最后,在大力鼓励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反向技术外溢的同时,应注意其他渠道的外溢作用,尤其应重视国内研发投入。国内研发投入始终是我国经济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源泉,应坚持自主创新之路。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及区位流向,加强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对其产生非物化直接技术外溢不容忽视。最后,本文提出了论文的不足及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