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开始研究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由于这一时期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走低，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了最低1996年的9．71％。1997年尽管此比重有所回升，但也只有10．43％。这样财政风险问题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随着对财政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把财政风险细化为税收风险、国债风险、预算赤字风险、财政融资风险、社会保障风险、财政政策风险等子系统。然而，税收风险的这一概念刚一提出，就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对于政府来说，税收是政府依托国家政权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三个特性，因此不能将“风险”和“税收”联系起来，并否认“税收风险”问题的存在。 事实上，税收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其尚未完全为人们所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税收风险的危害性并不亚于金融风险。当一国的税收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将引发该国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甚至危及政权的存在。 本论文以税收风险为题，概述税收风险的涵义，分析国家税收风险的形成机理，创立税收风险的评估体系与预警机制，评析我国税收风险现状，并提出防范与控制税收风险的政策建议，力图对我国税收风险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本文首先对税收风险的涵义进行了论述，并对“税收风险”与“税务风险”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税收风险是指税收在实现其职能过程中，由于经济环境和纳税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财税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全部或部分税收指标出现恶化，使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和税款使用效率下降，造成政府财政活动预期与财政活动结果不一致的可能性。税收风险一般是相对政府来说的，属于公共风险范畴；而税务风险一般是相对个人和企业来说的，是指由于政府税收政策的变动以及纳税人经营行为的不当可能导致纳税金额或纳税成本增加而形成的风险，属于私人风险范畴。税收风险具有从属性、积累性、潜伏性和隐蔽性等特征。 接着，本文对税收风险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税收风险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面既有财税制度内部因素，也有制度外因素，既有经济内的因素，也有经济外因素。税收风险的第一个诱因是税收流失。税收流失是税收风险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内容，因为它直接削弱税收收入汲取能力，税收风险的其他成因都会或多或少地通过税收流失体现出来。征税与纳税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会导致税收流失，诱发税收风险，如果仅仅把税收流失的影响因素全部归于纳税人，或者仅从纳税人角度来分析研究税收流失，显然是有失偏颇和不够全面的。事实上，从征税人角度来看，税收征管机构及官员的行为不当也会造成税收大量流失，引发税收风险。税收风险的第二个诱因是税款的低效率使用。在税收收入汲取能力既定的情况下，税收收入的使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民的经济行为，影响未来税基的变化，进而影响未来政府收入的实现与汲取，因此，税款低效率使用，也会导致税收风险程度提高。此外，制度也是造成税收流失，引发税收风险的重要因素。 在分析税收风险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本文尝试着建立了一套风险评价体系，并提出了税收运行的三个区域，即：税收安全（所谓绿灯区）、税收风险（所谓黄灯区）和税收危机（所谓红灯区），且认为这三个区域是量变引起质变、依次继起的关系。评价税收运行状况必须通过一套指标体系来进行。根据科学性、综合性、灵敏性、代表性、数据的可获得性、非重复性和适应性等原则，以及维托·坦兹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税收制度的质量特征和我国特殊的文化、制度背景，公民的法律意识、道德水平等实际情况，选择如下一些指标作为我国税收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税收流失规模指标、宏观税负指标、集中性指标、分散性指标、税基侵蚀指标、征收时滞指标、从量性指标、客观性指标、执行性指标、征收成本指标、遵从成本指标、公共部门的效率机制指标、税收收入使用效率指标等。 根据所设计的税收风险的评价体系，结合我国近些年税收运行的状况，本文对我国的税收风险状况进行基本的评价，认为我国税收在收入汲取和收入使用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税收流失严重；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偏高，已经超出了经济的承受能力，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税基缩小，给税收收入汲取能力带来风险；税制的集中性指标和从量性指标基本达标，但税制的分散度较大；税基侵蚀较为严重；拖欠时滞较具普遍性；税基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客观性；税收征收成本以及纳税人遵从成本都比较高；公共部门运行效率偏低，税款使用效率不高，等等。 最后，本文对税收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从税收制度入手，按照税制优化理论加快税制改革，优化税制，优化税收征管体系；精简政府机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税款使用效率：从税收环境入手，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国家法制建设，净化经济、社会环境等途径，给国民创造一个符合社会公平、兼顾效率的税收经济环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