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复发恐惧被证明是癌症幸存者中最常报道的未满足的心理需求之一。本研究首先通过量性研究了解我国主要癌症发病类型幸存者复发恐惧的发生率,并以个体为中心对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发生水平进行分类深入探讨群体间的异质性和影响因素;通过质性研究方法进一步明确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的发展过程,分析复发恐惧发展过程中的各主要阶段及其特点并挖掘复发恐惧的危险和保护因素;基于疾病不确定感理论和恐惧管理理论构建并验证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模型,探讨复发恐惧与各概念因素之间的路径关系。方法:混合型研究方法第一部分:基于潜在剖面分析的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分型及影响因素研究该部分为横断面研究设计,采用按比例分配连续性抽样的方法,选取2021年2月～2021年6月在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住院并接受治疗的肺癌、胃肠道癌、乳腺癌及妇科肿瘤的癌症幸存者按照1:1:1:1的比例进行抽取作为调查对象。研究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疾病不确定感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及癌症复发恐惧量表简版。采用SPSS 24.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预处理,应用SPSS 24.0软件和Mplus 8.3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潜在剖面分析的方法对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进行分型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第二部分: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发展阶段的质性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解释性现象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目的性抽样并结合最大差异的抽样策略,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选取2021年2月～2021年6月在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10例癌症幸存者（样本量以资料饱和为标准）进行面对面的半结构式访谈,应用Giorgi分析法并借助Nvivo11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转录、整理及分析。第三部分: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模型的构建与验证采用量性研究方法,根据按比例分配连续性抽样,选取2021年7月到2021年10月在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住院并接受治疗的肺癌、胃肠道癌、乳腺癌及妇科肿瘤的癌症幸存者按照1:1:1:1的比例进行抽取作为调查对象。研究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疾病不确定感量表（不明确性分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焦虑分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家庭支持分量表）、安德森症状评估量表（核心症状分量表）、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及癌症复发恐惧量表简版。以疾病不确定感理论和恐惧管理理论为基础构建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模型并应用Amos 24.0对模型进行拟合、修正、评价及检验,分析各个概念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及作用机制。结果:第一部分:基于潜在剖面分析的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分型及影响因素研究研究共对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研究对象发放问卷400份,其中有效问卷390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7.5%。（1）调查的390例癌症幸存者平均年龄为54.39±10.22岁,癌症类型分布为肺癌107例（27.5%）、消化道癌93例（23.8%）、乳腺癌97例（24.9%）及妇科肿瘤93例（23.8%）。（2）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平均得分为16.98±5.35分（存在复发恐惧占比高达76.7%）,可能有焦虑和抑郁的癌症幸存者约为70%,存在中等水平疾病不确定感的人数占据了调查样本的89.0%,超过90%的癌症幸存者均能感受到中或高水平的社会支持。（3）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可以将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分为3类:（1）低复发恐惧-外向型（n=76）;（2）中复发恐惧-常规型（n=233）;（3）高复发恐惧-神经质型（n=81）。（4）单因素分析:三类别在性别、月收入、文化程度、职业状况、主要照顾者、癌症类型、癌症分期及疾病确诊时长方面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低复发恐惧-外向型的癌症幸存者对比其他类别文化程度较低、疾病的确诊时间普遍较短并且退休人数所占的比例高。在高复发恐惧-神经质型的癌症幸存者类别中,肺癌的比例为46.9%与其他类别相比处于较高水平。此外,不同复发恐惧类别的癌症幸存者在焦虑、抑郁、疾病不确定感及社会支持等方面均具有显著差异（p＜0.001）。（5）多因素分析:构建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以低复发恐惧-外向型为参照组,结果显示焦虑和社会支持是中复发恐惧-常规型和高复发恐惧-神经质型的共同预测因子（p＜0.05）,焦虑水平与复发恐惧间表现为正相关（OR=1.282;1.378）,社会支持与复发恐惧负相关（OR=0.948;0.900）。高水平的疾病不确定感是高复发恐惧-神经质型的预测因子（OR=1.078,p=0.012）。收入水平越低发生高复发恐惧-神经质型的可能性越大（OR=10.653,p=0.023）。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发生低复发恐惧-外向型的概率较大（OR=0.272;0.229）。第二部分: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发展阶段的质性研究本研究所纳入的10名受访者由4名男性和6名女性癌症幸存者组成,其中肺癌3名,消化道癌3名,乳腺癌和妇科肿瘤各2名;平均年龄为51.8岁;治疗方式分别为手术（4/10）、化疗（2/10）、手术和化疗（4/10）;存在复发恐惧（≥13）的受访者占比70%（7/10）。对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和感受进行归纳和描述发现复发恐惧形成主要分为5个阶段,依次是:（1）激发阶段:包括侵入性思维、疾病症状、等候检查等三个主题;（2）不确定性阶段:包括疾病不确定性、计划不确定性及治疗不确定性等三个主题;（3）情绪困扰阶段:主要表现为各种负面情绪,如焦虑、抑郁、内疚、孤独及崩溃等;（4）应对策略阶段:包括直面和回避两个主题;（5）复发恐惧阶段:包括恐惧的对象和危险及保护因素两个主题。虽然多数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是通过这5个阶段逐渐发展而来,但需要注意的是复发恐惧发展的5个阶段也并非完全固定或缺一不可。第三部分: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模型的构建与验证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277份,问卷有效的回收率为92.3%,满足本研究样本量的要求。（1）癌症幸存者平均年龄为53.77±10.11岁,癌症类型分布为肺癌73例（26.4%）、消化道癌67例（24.2%）、乳腺癌75例（27.1%）及妇科肿瘤62例（22.4%）。（2）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复发恐惧与焦虑、疾病不确定感、疾病症状及创伤后应激症状等之间存在正相关（r=0.284～0.602）;家庭支持与复发恐惧、焦虑、疾病不确定感、疾病症状及创伤后应激症状等之间存在负相关（r=-0.230～-0.582）。（3）Harman单因子检验可以提取4个公因子,而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43.558%,小于50%的临界标准,故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4）在本研究中所有潜变量的因子载荷路径均达到显著（p＜0.001）,并且大多数显变量的标准载荷系数均在0.70以上,平均变异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的取值范围在0.529～0.814,CR值均在0.765～0.929之间,表明本研究数据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各因子的AVE平方根值均大于它们与其它因子的相关系数值,因而说明研究数据的区别效度良好。（5）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模型路径系数结果:（1）癌症幸存者的家庭支持状况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其疾病不确定感（β=-0.24,p=0.004）和焦虑（β=-0.37,p＜0.001）;（2）癌症幸存者的疾病症状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疾病不确定感（β=0.18,p=0.011）;（3）癌症幸存者的创伤后应激症状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疾病不确定感（β=0.38,p＜0.001）、焦虑（β=0.30,p＜0.001）及复发恐惧（β=0.32,p＜0.001）;（4）疾病不确定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焦虑（β=0.27,p＜0.001）和复发恐惧（β=0.37,p＜0.001）;（5）焦虑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复发恐惧（β=0.24,p=0.008）。（6）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1）疾病不确定感和焦虑在家庭支持、疾病症状及创伤后应激症状与复发恐惧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2）家庭支持、疾病症状及创伤后应激症状与复发恐惧之间存在间接效应;（3）创伤后应激症状还与复发恐惧之间存在直接效应。（7）模型的拟合评价:卡方自由度比值为1.073,CN=258.576＞200,RMSEA=0.016＜0.05,GFI、AGFI、NFI、IFI、CFI及TLI均大于0.90,代表本研究各评价指标均满足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要求。结论:（1）我国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的发生率较高,临床医护人员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2）潜在剖面分析发现癌症幸存者复发恐惧存在明显的分类特征,提示医护人员在临床实践过程应根据不同类别癌症幸存者的特征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3）对癌症幸存者一般人口学资料（学历、月收入、工作状况及癌症分期）的调查可能有助于识别复发恐惧风险的患者,而癌症幸存者社会心理因素（焦虑、疾病不确定感及社会支持）可以作为减轻或避免复发恐惧发生的干预方向。（4）质性研究揭示了复发恐惧发展的五个阶段分别为:激发阶段、不确定性阶段、情绪困扰阶段、应对策略阶段及复发恐惧阶段。各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制定或构建相应的干预策略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5）癌症幸存者的家庭支持、疾病症状及创伤后应激症状可以通过疾病不确定感和焦虑对复发恐惧产生直接和/或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