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分工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与“产品内”分工转变,中间品贸易也逐渐替代最终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得益于国际分工模式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出口发展迅猛,已经崛起为全球瞩目的“世界工厂”。然而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迟迟没有得到改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仍长期处于中低端的位置,尤其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对外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低端分流”的双重冲击,对内面临着人口红利不在、传统加工组装出口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困局,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迫在眉睫。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对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不仅催生了全新的组织生产方式和创新模式,也会对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国际分工地位提升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此,研究数字化对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影响的理论机制以及二者的相关现状,对于破解我国制造业当前面临的困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了研究数字化对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本文首先在理论层面分析了数字化对制造业GVC地位提升的影响,不仅从微观层面厘清数字化通过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方式、组织形式以及创新模式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分工地位的机理,也从宏观层面分析了数字化通过促进专业化分工水平以及与其他产业之间融合程度的提升,进而促进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作用机理;其次,通过构建制造业数字化指数和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指数,对样本国家的制造业数字化程度、GVC分工地位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然后,建立了以制造业GVC地位指数为因变量,以数字化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就数字化对制造业总体、分行业以及分国家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进行了计量检验;最后,在前面章节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通过提升数字化水平,促进中国制造业沿着GVC不断向高端攀升的对策建议。经研究,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一,样本中大部分国家的数字化水平在经历金融危机期间的小幅波动后,近年来呈逐渐提升的趋势,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化水平最高,劳动密集型行业数字化水平次之,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数字化水平最低,发达国家制造业总体的数字化水平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各分行业的数字化水平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中国制造业整体数字化水平仅次于韩国与墨西哥,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数字化水平高居样本国家榜首,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化水平仅次于韩国与爱沙尼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数字化排名则稍微靠后。第二,美欧日发达经济体在制造业GVC分工体系中仍占据核心主导位置,中国制造业的GVC分工地位虽名列样本国家前茅,但仍处于外围追赶状态。近年来中国三类分行业的GVC分工地位都在不断提升,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GVC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最为突出,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GVC分工体系中的优势正由弱变强,中国制造业已经表现出向GVC中高端攀升的积极态势。样本国家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GVC分工地位要普遍高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大部分发达国家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分工中优势较为突出,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较为有优势,在三类分行业的GVC分工体系中不同国家的优势表现出巨大的差异。第三,制造业数字化有助于提高其在GVC中的分工地位,数字化对制造业总体GVC分工地位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数字化对GVC分工地位的提升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资本密集型行业数字化水平对GVC分工地位提升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大,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化水平对GVC分工地位提升表现出不显著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