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论题，它不只是关注人性的内容是善的，或是恶的，人性的来源以及后天对人性扩充或矫化的目的，也都是人性论需要考察的内容。在古代，不论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还是董仲舒主张性有仁贪，论性者都一致认为人性是天所命就的，这是人性的来源处。天赋善性，就扩充它，以成就善德；天生恶性，就矫化它，也可成就善德；天生有善有恶之性，接受圣王教化，亦可成善，这是人性的修为处。敬事上天，自得神明，时刻如对越上帝，达到合于天德的目的，这是人性的归止处。本文旨在考察早期儒家即董仲舒之前儒家天与人性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
　　天赋人性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前诸子时期，主要表现在《尚书》、《左传》和《诗经》中的相关论述，只是此时期还没有提出普遍的人性论，天与人性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天赋予君王以德性和生就众民以欲性的二元对立。孔子第一个把“性”作为哲学范畴提出来，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命题是儒家首次提出普遍意义的人性论；“性与天道”作为一个问题在《论语》中提出，开启了先秦儒家天与人性关系的讨论。孔子之后，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以人内在的“好恶”和“喜怒哀悲之气”论人性，《中庸》把人的善性界定为“诚”，孟子明确提出“性善”的主张，认为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本性；荀子继孟子提出针锋相对的性恶论，认为人生而即具的是好利欲得的恶的本性，他们虽然都提出各自不同的人性主张，但在对人性来源的思考上却殊途同归，一致认为人性是天赋予的。同时，各家在人的后天，都主张对人性进行教化，并在自身人性主张的基础上提出各自不同的修身成德学说，如《中庸》的“慎独”，孟子的“存心养性”和“践形”等，以及荀子的“化性而起伪”，这些关于教化和修身成德的主张，在现实意义上都有成就善德和天下得治的目的，同时，他们都提出了更高的超越意义上的道德归止，即参于天地，合于天德，实现圣人道德上天人合一的境界。战国后期，《易传》用阴阳迭运变化的天道来具体说明天如何赋予人善的本性，同时也继承孟子“养性而事天”的修养理论，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天人合德思想，将关于天与人的善性的关系的探讨推向深入。西汉初年，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思想，用阴阳之气的性质来论证人性的善恶，为天赋人性确定了实然的中介。在后天的教化和修德方面，董仲舒根据天人相副的原则，认为人们循礼守德就是合于天德的表现，如坚持“三纲”之礼则与天之阴阳之德相合，谨奉孝行则与天的“五行”之德相合，行“仁”施“仁”则与“天”之“仁”德相合。在董仲舒这里，性善和性恶得到综合，人对自身本性的认识趋于完整，与此相应，作为人性形上来源与后天修德归止的“天”完成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和道德之天三义的有机融合。至此，儒家善恶二元的人性论得以确立，儒家之“天”的基本性质得以固定。
　　天与人性关系的历史考察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人性论的一个具体论域，探究人性的形上来源和人性在后天教化和修德作用下的终极归止，以说明天与人性之间的必然联系，这是对人性进行形上之思的当然之责；另一方面，它是天论的一个独特视角，古代的“天”是一个综合性范畴，对于具体典籍或特定思想家所使用的“天”进行准确地理解，需要一恰当的参照点，处于天人交集的“性”就是一面能很好体察“天”的性质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