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分析师的主要工作是挖掘和分析证券市场中的各种信息，基于这些信息形成对于证券和发行人的预测、推荐和评级，并且通过研究报告或者公开露面中的陈述等途径将这些信息和研究结论发布给市场中的投资者。他们是证券市场中重要的专业性信息中介，可以增强证券市场信息透明度，平衡投资者的信息弱势地位，提高市场效率，甚至可以在发现欺诈和保护投资者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与此同时，证券分析师也面临着来自证券公司、发行人、机构投资者以及分析师自身等的利益冲突的影响。在这些复杂的利益冲突的影响下，失去了自身客观性和独立性的证券分析师可能会发布存在偏见或者虚假、误导性信息的研究报告和公开陈述，这些不端行为会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的稳定，损害投资者利益。因此，对于证券分析师进行合理的法律规制，促使其更加客观地进行研究，是保障一国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美国自2000年左右就开始了对于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的全面法律规制，并且在至今为止的十几年中针对这些规则进行了数次修改，无论是理念还是内容都已经较为完善，可以对证券分析师进行较为有效的监管。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较短，相关的规制制度远远不够成熟和有效。因此，本文拟通过针对美国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法律规制规则的分析和研究，结合证券分析师行业自身的特点，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现状，针对中国证券分析师的法律规制制度提出完善和修改建议。　　本文一共分为六章。　　在导论部分首先交代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进行国内外文献综述和总结，并且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第一章主要研究和分析证券分析师的概念与价值以及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表现和危害。本章明确了研究对象，为全文奠定研究基础。按照传统分类，广义上的证券分析师根据所就职的机构不同可以被分为卖方分析师、买方分析师和独立分析师;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又可以被分为股票分析师和债券分析师。狭义上的证券分析师指的主要是卖方分析师和独立分析师，也就是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外向市场中的投资者发布研究报告，可以对于整个证券市场中的信息产生影响。在美国法中对于证券分析师的定义是以其对投资者的影响力为核心要素构建的，而中国当前对于分析师的定义以行政登记为核心要素，没有反映证券分析师行业的本质特征。结合行业特征和中国现行规则背景，本文提出证券分析师指的是获得证券分析师执业资格，就职于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或者其他独立证券研究机构中，对于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负责的市场专业人士。证券分析师的价值不仅在于对证券进行预测和评级，更在于其挖掘和研究信息的整个过程。证券分析师们的工作提高了证券市场信息透明度和市场效率，同时也可以起到发现欺诈和保护投资者的作用。但是，在利益冲突的影响下，当前在证券分析师行业中存在着过度乐观、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泄露内幕消息等种种不端行为，这些行为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损害市场的诚信和投资者的信心。　　第二章针对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来源及特点进行分析。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有四个主要来源，分别是证券公司其他业务部门、发行人、机构投资者以及分析师自身。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产生根源在于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所导致的证券分析师行业的独立融资困境。他们无法通过单纯地出售自身研究结果而获得足够的收入，必须依赖于外界的资金补贴。因此在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不会改变的前提下，证券分析师的融资困境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其所面临的利益冲突也无法被彻底消除。这种无法消除性是证券分析师行业利益冲突的最大特点。　　第三章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围绕证券分析师行业的特点和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确定了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法律规制的基本原则和手段，用以统领下文。对于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制需要围绕人性化、市场化、中国化这三个基本原则展开。主要存在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利益冲突的信息披露和证券分析师法律责任的承担三种基本规制手段。　　第四、五、六章是针对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法律规制的三种基本手段的具体研究。　　第四章主要研究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规则。当利益冲突影响了证券分析师行业的客观性和独立性，那么对于这些利益冲突进行管理和阻断是法律规制的首手段。本章第一节主要分析了美国自2000年至今的所有的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规则。在美国法中，主要依靠《公平披露规则》、“全面和解协议”、《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创业企业扶助法案》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规则等对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问题进行识别、管理与阻断。其当前的核心理念是在减少利益冲突影响的同时保障证券分析师可以更大程度发挥其职业价值，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合理减轻发行人、证券公司和证券分析师的负担。第二节主要研究了中国当前的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规则及可能的完善途径。中国当前的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规则已经形成了基本制度框架，但是在规制理念上的认识不够清晰和深入。反应在具体制度上:一方面中国部分现行规则过于严苛，例如严格禁止分析师个人证券交易、静默期过长、针对中小型券商和发行人未设置相应豁免规则等，这些均影响了分析师的信息中介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的现行规则体系中还存在一部分制度构建上的缺失，例如对于机构投资者等利益冲突来源缺乏重视，对于发行人的选择性信息披露监管力度不足等等，这些也影响了中国证券分析师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在此基础之上，本节对于中国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管理与阻断规则提出了完善建议。　　第五章主要研究了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信息披露规则。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所导致的证券分析师融资困境，所以这些利益冲突具有不可消除性，单纯依靠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规则永远无法完全消除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影响。对于那些无法阻断的利益冲突，则可以通过信息披露规则进行规制。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的信息披露更加贴合这一行业融资现状，具有更加全面和市场化的特点，对于证券分析师的合理法律规制和投资者保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长期看，对于利益冲突进行全面信息披露也有利于建立起证券分析师信誉回馈机制，促进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美国的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信息披露规则主要分布在《分析师认证规则》、“全面和解协议”、《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和行业自律规则当中，披露范围合理，体系完整，内容全面。这些规则有效降低了美国证券市场中证券分析师的过度乐观倾向，提升了其研究的客观性，保护了投资者的知情权，促使证券分析师更为谨慎地发布预测评级。相比之下，中国则一直以行政监管手段为主，忽视了利益冲突信息披露这一市场化的监管手段，相关规则也非常不完善。因此在第二节中，本文对于中国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信息披露规则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需要在披露的主体和场合以及披露内容两个主要方面进行规则的修改完善，并且要加强对于利益冲突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监督和处罚。　　第六章主要研究了证券分析师的法律责任。利益冲突的管理与阻断和利益冲突的信息披露，这些可以被划分为利益冲突的事前规制手段。第六章所研究的则是针对利益冲突所导致的证券分析师不端行为所进行的事后规制。第一节主要研究证券分析师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比较美国证券分析师和证券公司在分析师利益冲突管理和阻断方面的行政责任，中国当前规则需要增加对于证券公司内部利益冲突管理机制的监督，并且对于证券分析师误导性陈述行为进行更为清晰的界定。第二节主要研究证券分析师的民事责任。美国的证券分析师诉讼根据起诉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SEC提起的民事诉讼和投资者提起的民事诉讼两大类。SEC可以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对于证券分析师施加禁令，或者迫使其付出民事罚款、上缴非法所得等，从而对于证券分析师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同时，美国的投资者也可以基于SEC的10b-5规则对证券分析师的研究报告和预测评级中的虚假陈述提起民事诉讼。但是证券投资本身存风险，证券分析师不应当为投资者的所有损失负责，所以诉讼中的原告必须是证券的买方或者卖方，且原告必须举证被告是出于主观故意而做出了重大虚假陈述或者遗漏，以及虚假陈述与原告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美国不同的地方和巡回上诉法院对于10b-5规则的适用存在不同的认定标准，这些不同的标准反映了美国法官在保护证券分析师行业、设置合理诉讼阀门与维护投资者利益之间的思索与平衡，值得研究和借鉴。随后，本文将研究视角收回至国内:中国当前尚不存在针对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诉讼案件，这也是中国证券分析师法律规制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在当前学界，证券分析师民事责任的性质有违约责任说、独立责任说和侵权责任说三种不同理论。从中国现行侵权责任法背景和侵权责任的要素出发，侵权责任说较为合理。在归责原则方面，基于证券分析师行业与市场中其他责任主体的区别，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可能会让证券分析师承担不合理的过重责任，且在实际效果上并不利于投资者保护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而过错责任原则无论在现行规则还是在未来可能的规则修改情形中，都不会过多加重投资者的举证负担，且可以作为“诉讼阀门”有效平衡分析师行业的发展与投资者保护，是较为合理的选择。最后，本文对于证券分析师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的过错、损害及因果关系三个要素进行了分别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