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探索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是经济学永恒的研究热点。历史经验表明,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与中国经济高速和中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高投资率,基础设施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1985年的4.9%攀升至2017年的21.8%,将如此高的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置于近10%的经济增速背景下更令人瞩目。然而,基础设施投资也具有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存在一个“适度”发展问题,否则可能出现由于政策惯性而导致基础设施投资无效或者低效情况。投资规模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不仅要扩大投资规模,更要注重投资效率。同时,部分研究也认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固化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而不利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基础设施资本积累情况、基础设施资本投入还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系统梳理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及其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基础上,清晰界定了基础设施等相关概念的内涵,搭建起基础设施资本投入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通过进一步明晰资本投入的估算原理,审慎调整基础设施的统计范围,采用永续盘存法的非传统途径,系统估计出整体和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全套资本存量（包括财富性资本存量总额、财富性资本存量净额和生产性资本存量）。基于此,描述性统计分析了全国和各地区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综合采用FE、PCSE、空间计量、面板分位数和工具变量等计量方法,分别实证检验了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多维影响;并从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创新能力的视角,分别实证检验了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伴随着中国近40年的高投资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总体层面急剧攀升,在区域之间却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测算结果表明:与财富性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总额或净额相比,生产性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由于综合考虑了该类资本品的退役和生产力损失等情况,从而更能反映实际服务于生产过程的基础设施资本投入规模。中国生产性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1993～2017年间以年均12.66%的速度急剧攀升,然而在区域之间并不平衡,由东向西呈阶梯式分布,具有典型的“核心—外围”特征,即以东部的沿海地区为核心,以中西部地区为外围。在消除人口规模的影响之后,西南和大西北地区的人均水平目前普遍高于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在具体省份之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四川等省份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存量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西藏、青海、宁夏、海南和甘肃则处于落后状态。在不同基础设施类型之间,点基础设施的生产性资本存量在早期低于网络基础设施,但是近年来不仅超越了后者,而且仍以更快速度攀升。第二,中国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仍然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不同基础设施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综合采用FE、PCSE、空间计量、面板分位数和工具变量等计量方法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总体生产函数在纳入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后,各生产要素产出弹性之和在1.0296～1.0372之间,具有轻微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将研究尺度聚焦至区域层面后,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整体上仍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倒“U”型变动趋势。从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来看,点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和网络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前者的产出弹性值更大,且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依然保持扩大态势;而后者的产出弹性值更小,且呈现更为明显的倒“U”型特征。就不同区域而言,整体基础设施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值从高到底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内点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和网络基础设施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值较为接近,中部地区内网络基础设施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值偏高,而西部地区内点基础设施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值较高。在具体空间影响方面,整体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和点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具有稳健负向溢出效应,网络基础设施资本投入整体上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第三,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可通过促进市场一体化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并且在不同基础设施类型、不同细分市场和不同地区之间,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传导作用存在异质性。综合采用“价格法”、中介效应分析和工具变量等实证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综合市场以及商品、资本品和劳动力三大细分市场的分割程度在样本期间内均呈现波动变小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数值在大部分年份相对更小,而西部地区更大;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幅度更大且在大部分年份数据也更大,商品和资本品市场则反之。市场一体化在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影响经济增长中的中介效应为0.0203,在总效应中的占比达到6.05%。相比点基础设施资本投入,综合市场分割程度在网络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传导作用更为明显。在三类细分市场中,进一步打破商品市场分割、促进商品市场融合,对于发挥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有意义。在沿海地区,综合市场分割程度的传导影响更为突出,其中介效应为0.0804,在总效应中的占比高达23.39%。第四,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亦可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并且在不同基础设施类型和经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区域创新能力的传导作用存在差异。综合采用中介效应分析、工具变量等实证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创新能力在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在去掉自治区样本后,其中介效应达到0.0252,在总效应中的占比提升至13.79%。区域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比在直辖市、省和自治区样本中依次降低,表明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的传导作用越明显。点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和网络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均可通过增强区域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是区域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比在前者中更高。此外,将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创新能力两条作用机制纳入统一框架后,实证检验发现,在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中,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对贡献份额分别为10.47%、4.24%,故市场一体化的作用机制相对更为重要。本文的研究所蕴含的政策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断完善资本核算制度。全面对接国际最新资本核算标准,采用将资本存量和资本流量纳入统一框架的估算方法;加快整理各层面统计数据,开展各类专项调查,获取符合中国实际的第一手相关资料,为后续各层面分行业（包括基础设施）资本核算储备历史基础数据。二是持续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继续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重点围绕短板和弱项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因地制宜地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缩小区域差异;推动投资主体间跨区域协作,促使基础设施负向溢出效应内部化。三是着力提升国内市场融合程度。在“全国一盘棋”的顶层设计指导下,合理划分功能分区,制定差异化的绩效考核标准;持续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中西部内陆地区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加速融入国际国内市场,提升区域市场整合程度。四是不断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加强各区域沿线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知识与技术等关键创新要素在跨领域和跨区域间传播与溢出;持续优化基础设施结构,降低由于点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而对企业创新和发展形成阻力的可能性;加快创新模式转变,注重提升专利申请质量和后期应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