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对待现代文明和湘西文明的态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沈从文的文化立场,也有一个从“乡下人”到“现代人”逐渐转变的过程。沈从文最终落脚于两种文明的边缘地带,事实上使沈从文既不是典型的现代人,也不是纯粹的湘西文明的代言人。沈从文作品中的空白与裂隙期待着解读和填补,而一些经典作品如《边城》在精神内涵上巨大的阐释空间和召唤力量,根本地源自沈从文在精神境界上所实现的高度。沈从文少年离家北上,从此告别乡下生活,走向了都市,使沈从文的精神世界有两个侧面,一是基于少年生活经验的“湘西沈从文”,一是具有现代文明的启蒙理性的“现代沈从文”。这两个彼此冲突的侧面在沈从文精神世界里共存,是“解构”的条件。现代文明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成果,启蒙和理性的力量把沈从文召唤到北京,然而“湘西沈从文”看到了现代文明发展成果背后的另一层：人性的孱弱、压抑与病态。在这一视角下,现代文明的发展成果意义杳然。另一方面,沈从文对湘西题材的写作,则是现代理性主体出发对湘西生存状态的审视。对“湘西沈从文”而言,湘西生活经验洋溢着亲切的温情。然而“现代沈从文”则体会到湘西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最集中地体现为精神内核上的疏离——在湘西世界的淳朴与明净之中隐藏着精神与生命的失落。沈从文期待着重温熟悉和亲切的少年经验而转向湘西,最终触及了深层的失落与疏离,这使湘西世界的表层魅力土崩瓦解。通过这样的方式,深层逻辑对表层逻辑的意义和合理性构成了威胁,解构由此发生。沈从文对现代文明和湘西文明所施加的双重解构,是内在精神世界里彼此冲突的两个侧面不断交流对话的结果。沈从文在湘西立场和现代立场之间矛盾、迷茫的心路历程,细微地投射到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从沈从文不同时期的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处理方式、小说人物和作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同作品间的内在联系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发展线路。对沈从文精神历程的勾勒与描述,就建立在对沈从文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小说文本的细读之上。由此我们将对沈从文的精神发展历程有更具体和细微的认识,也能够为理解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对应着精神历程上的“前解构”阶段,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发表于1927年的《山鬼》。《山鬼》表明,沈从文已经察觉了他与湘西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即沈从文所具有的现代知识与理性。也是从《山鬼》中,体现出沈从文开始对湘西文明有了理性反观而不是早期单纯的感情依赖。从《山鬼》到《三三》,是沈从文对湘西文明和现代文明加以双重解构的阶段。对现代文明的解构的重点是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视角逐渐向内转,批判的同时也在自讽。对湘西文明的解构则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湘西文明侧重于野蛮粗犷的“力”的一面的解构,其二是对侧重于明净秀丽的“美”的一面的解构。沈从文通过这两方面的解构,指出了湘西文明中精神主体和生命主体“失落”的事实,在萧萧和三三的故事中亦流露出,当现代文明和湘西文明均被解构、均无法提供慰藉时沈从文内心的失落和迷惘。《边城》标志着沈从文对失落和迷惘的超越,以及在两种文明均被解构后的虚空中所实现的内在皈依。沈从文在解构了现代文明和湘西文明之后,消弭了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到达到澄澈宁静的“虚空”境界,并寻觅到了两种文明深层意义上的共通之处。以翠翠的成长过程、以及翠翠和祖父之间的关系为象征,沈从文细腻地通过翠翠从“自在”状态到“自为”状态的转变,呈现了个体从对环境的依赖中走出来、实现了精神个体的独立性和超越性的过程。沈从文在《边城》中娓娓道来了关于翠翠的湘西牧歌,也纡徐宛转地融入了自我的精神主体形象。沈从文在虚空中最终证见了内在的精神皈依之处,实现了安然寂定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