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制品研究在考古学研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通过对石制品制作、使用及磨损管理的研究，我们就可以考察当时的经济状况、对资源的控制状况、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人们的认知能力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作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见的磨盘磨棒类工具，我们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到目前为止，仅对其分布的时空范围及类型组合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而其制作加工、使用方式及功能等却知之甚少，目前见到的对其功能的分析也是仅凭民族学及其他地区研究成果所进行的推断，缺少系统的实证性研究作为证据。本文正是基于这种现状考虑，拟对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磨盘及磨棒进行多角度的综合研究。 首先对此课题研究史进行回顾，以了解其前沿状况，并对研究方法进行对比分析，以便更加合理的选择本课题所能采用的方法。然后综述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现状，分别对考古学文化及古环境进行归纳，为本课题的重点内容提供背景资料。而后进入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首先对海岱地区出土的此类工具进行统计及类型学分析，其中的类型学分析不仅仅是形态类型，同时还会依据工艺特征进行工艺类型的研究。然后通过模拟制作实验及使用实验来考量加工此类工具所需流程及所耗费的劳动量以及其加工不同物质的可行性，同时对模拟实验的标本进行微痕观察，为考古标本的比对提供必要的数据库。然后选取不同时期遗址所出的考古标本进行工艺学观察，并进行微痕观察与淀粉粒分析，以便对其功能提供更为客观的证据。其中对磨盘类工具的模拟打制试验、系统的使用试验、系统的微痕分析及淀粉粒分析在国内均属首次进行，因而可以为今后其他时空范围内此类工具的研究提供借鉴意义。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通过类型学分析，我们发现海岱地区整个史前时期均未见西亚、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及中美洲等地区早期常见的小型浅盆型磨盘，而是从其肇始期即表现为较为成熟及发达的形态。与此相应的是磨棒也均为大型的长条状双手抓握前后运动研磨型磨棒。几乎不见西亚、朝鲜半岛及中美洲等出土的单手抓握旋转研磨型磨石和日本列岛的砸压型短磨棒。由绝对数量来看，从后李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磨盘及磨棒未发现明显减少趋势，但龙山文化时期，明显集中在海岱地区的周边，以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南端最为集中，而龙山文化的腹地则基本上已不见此类工具，反映了处于边缘区的文化发展的滞后性。因而总体而言，龙山时期确实是磨盘类工具的衰退期。杵臼类工具从北辛文化开始出现，而后李时期未曾发现杵臼类工具，暗示着粮食加工种类有所改变，我们认为应该是与此时期稻作农业的真正确立有关。通过类型学分析，我们还发现，后李文化的晚期阶段，海岱地区在月庄遗址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有足磨盘，其制作工艺与裴李岗及磁山文化完全一致。我们认为由于贾湖类型的人群迁徙至海岱地区，从而磨盘类工具及水稻种植等一并传入，而不仅仅是技术及器物的简单交流。 经过磨盘及磨棒的打制实验，我们基本搞清了打制流程以及所花费劳动量的问题。对于加工磨盘，我们认为完全是一种打制或琢制过程，并不存在磨制程序，因而在石器类型学分析时，我们不主张将其划归磨制石器。关于磨盘的制作，相对于有足磨盘而言，无足磨盘更容易加工。与磨盘相比，磨棒的加工成功率更低。此外我们还相信后李文化时期可能即出现了手工业专业化，有足磨盘的出现既是很好的证据。通过使用实验我们发现，磨盘及磨棒配合并不像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可以有效地对粟、黍进行脱壳，相反恰恰是磨粉效果很好。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杵臼可以很好完成给粟黍脱壳的任务，且完整率较高。通过研磨橡子、黄豆、小麦等以磨粉为目的的实验，我们发现研磨橡子效率最低，这与橡仁的坚硬程度及富含油质有很大关系。加工黄豆与小麦的实验则表明，如果以磨粉为目的，磨盘磨棒组合要比杵臼效率更高，且损耗率更低。加工水稻，则情况有所不同，磨盘磨棒配合可以为水稻脱壳，同时与加工粟黍相比也能保持较高的完整率，但与杵臼相比，效率明显不及杵臼，特别是使用木杵时效率更高。此外，对于有足磨盘我们专门进行了使用实验，并未发现其足部的存在对使用效率产生明显的影响，因而说明，特意加工出足部并不是使用方面的要求，可能更多是象征层面的意义。 依据操作链概念，我们对海岱地区史前时期不同阶段的考古标本重点进行了工艺学观察。后李文化时期，对于磨盘及磨棒的生产，基本都对工具进行过打击整形，并且绝大多数工具还通过琢打进行过精细加工。基本不见直接利用自然原石进行使用的实例。从而说明此时期绝非磨盘及磨棒的最初产生期，而是处于较为进步的阶段。并且在磨盘上还可以观察到为了便于搬动而进行的内收设计，表明制作技术的进步，同时表明此时期磨盘已不是权益性工具，而是被长时间使用。同时有足磨盘的出现，表明磨盘的制作工艺已十分成熟并定型化。但在磨棒上还未观察到便于长期抓握而进行的弧背设计。关于其使用维持，我们在很多标本上见到再加工的痕迹。并且维持的方法首先是从侧缘向使用面直接打击，以剥离掉石片的方法使由于使用而摩擦力降低的使用面得以更新，然后对石器上遗留的凹凸不平的石片疤再进行精细的琢打，使其较为平整，从而可以再次使用。 北辛文化时期的磨盘及磨棒的生产中，依然均经过精细加工，不见利用自然原石的现象。在北辛遗址中出现的有足磨盘经过我们的观察，认为其制作工艺与月庄有很大不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足部完全独立的形态，且仅发现一件，应该是一种特例，我们更愿意认为其可能是内收设计的一种变体。东贾柏遗址即发现过内收十分明显，致使磨盘底部出现较高棱脊的状态。因而从工艺学角度而言，北辛的有足磨盘的制作工艺更近似于东贾柏的工艺，而与月庄有足磨盘相差较大。在磨棒中，出现了特意加工出的弧背形态，表明磨棒使用的强化及技术的进步。其使用维持方面的情况与后李文化时期所使用的再加工方法基本类似。 与前两个时期相比，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磨盘及磨棒的生产中，绝大多数均经过精细加工，偶见直接利用自然原石来作为磨棒使用的情形，但仅发现与白石村及北庄遗址中，可能与其地处海岱文化区的边缘，文化发展滞后有较大关系。磨盘的内收设计及磨棒的弧背设计更为普及，说明这些进步工艺已为大多区域所接受，反映出此类工具的总体制作技术较之其前又有了明显提高。关于其使用维持方面，与前两个时期所使用的再加工方法基本类似。龙山文化时期磨盘及磨棒已经成衰落之势，仅在海岱文化区的周边有所分布。其制作工艺是否也随之衰退，还不得而知，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磨棒出土时断块较多，并且绝大多数为磨棒一端，而磨棒中间断块比例甚低。我们认为应该是磨棒在使用较长时间后，由于磨面摩擦力减小导致效率降低，而不得不对其进行琢打以便继续使用，结果在琢打时，往往会因用力不当，造成磨棒从中间断裂而被废弃，所以在遗址中我们就会更多的发现磨棒两端的断块。 通过微痕分析与淀粉粒分析，我们基本搞清了海岱地区从后李文化至大汶口文化时期磨盘类工具的功能。即在近四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此类工具一直是一种多用途工具，主要用来加工谷物及坚果，可能还用来加工豆类。此外，我们认为磨盘类工具并不用于水稻的加工，尽管我们的使用模拟实验表明其可以用来加工水稻，而从北辛时期即开始出现的杵臼类工具由于其更高的效率可能是水稻脱壳更为理想的工具。白石村及北阡遗址谷物类淀粉粒的发现可能反映出胶东半岛史前时期的贝丘遗存并不是此前大多学者认为的那种低级的采集渔猎生计模式，至迟到大汶口文化时期可能已开始农作物的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