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处于人类社会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基础性,经验性和重复性等是它的特征,当平庸日常生活的包袱过度沉重的时候,它会阻碍人类的进步。但同时,它又有自身的价值,是人类幸福的家园,当我们的身心倍受各种“创伤”的时候,它是供我们疗伤的港湾。赫勒试图通过对日常生活认识的建构,重塑日常人格和个性,对抗现代性,从日常生活之中策动拯救人类的“微观”革命。面对工业化社会将人们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碾得粉碎、日益疯狂的理性严重抑制生活多样性的局面,人们突然发现,自古以来无人窥探的日常生活在现代社会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深入地反思。人文的觉醒,主体性的张扬,使人们逐渐形成一种意识,那就是试图以日常之中的一己之力去解决当代生存与传统的矛盾。日常生活自古而今生生不息地延续着,是各种各样社会生活关系和社会变革得以萌生与发展的土壤和基础。在人生命的全部时空中,日常生活这种实在的、无处不在的琐碎无奇之物成为生命基本形式的填补者甚至张扬成生命的基本形式本身。本文通过对日常生活学术研究的关注,展示艺术研究的新角度,启发新思考。伴随着商品化的影响,艺术发展至今,“祛魅”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艺术与生活边缘的糅合,已不是少数“文化精英”手掌中的专利,改变了无论是艺术还是人的存在状态。但是,极度商品化、制度化的艺术已不再能触及人类生存的最本真现象,人类的“存在”被支离,被粉碎。那么,中国当代艺术对艺术的“生活世界化”这一普适性问题做了哪些回应?其表现与途径有何不同,它在实践机制上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新东西,我们的艺术在面对此世界性难题面前是否也有一种难解之“结”?我们自己解决此问题的前景如何?传统艺术理论把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简单地归于反映与被反映,其在现代纷杂的艺术场域之中,面对与权力、制度联袂出演的名利场逻辑,关系就非同往常了。艺术何为?赫勒认为,日常生活是实在意义生成的领域,是充满着伦理与可变革因素的文化积淀层,她走在激进的乌托邦与理性主义的中间,力图为无家可归的艺术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宿。她关于艺术与日常生活、制度领域关系的探讨,将对中国现当代艺术面临的困境,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