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脱真贫、真脱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当前脱贫攻坚正处于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距离2020年底已不足一年时间,全国各行各业上下一心、齐心协力,不仅政府在行动,上市公司等主体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积极行动,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证监会等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措施,鼓励上市公司积极参与精准扶贫。高阶梯队理论认为,高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例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能够体现其认知结构、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进而影响公司经营决策。党员身份是高管的又一重要身份特征,然而目前关于高管党员身份与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慈善捐赠,有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家的党员身份背景有助于提升其社会责任意识。精准扶贫是中国扶贫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它不同于以往的“授人以鱼”式慈善捐赠,其是“授人以渔”式的市场化方式,要解决即使在福利体系相当发达的国家都存在的贫困问题,对国家政府无疑是一场大考。那么,对上市公司来说,在收到中央提出的打赢脱贫攻坚战号召后,是否会参与到精准扶贫当中来,另外,参与精准扶贫能否像以往的慈善捐赠,给企业带来诸如绩效提升、融资便利、政府补贴等好处。在一切经济后果未知的前提下,董事长是企业中掌握重要话语权的人,党员董事长追求“理念利益”,响应国家意识形态的动员,还面临着声誉制约机制,会影响企业做出精准扶贫决策吗?如果参与精准扶贫又会给企业带来哪些经济后果呢?本文以2016-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董事长党员身份对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的影响,并从资金成本和政府补助两维度探究参与精准扶贫的经济后果。实证研究发现:(1)董事长拥有党员身份的公司更加积极主动参与精准扶贫并且程度更高。在考虑了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后,我们发现市场化进程并不影响党员身份作用的发挥。根据所有权性质对样本划分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的党员身份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以及精准扶贫程度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均显著为正;(2)进一步地考察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并且参与精准扶贫程度越高,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降低程度越大,这种关系不受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且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均显著存在,但是对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而言,这种作用更为显著;(3)相比于没有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并且投入额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样本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地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国有产权性质两大因素,都会显著增强企业精准扶贫对政府补助的正向效应。以上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本文不仅从精准扶贫维度拓展了社会责任研究范畴,也从董事长党员身份方面丰富了精准扶贫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研究结论为政府加快市场化进程建设,鼓励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培育“红色基金”,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投身精准扶贫事业,从而降低资本成本,获得政府补助,实现更好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