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税政策是一项既简单、又复杂的政策。说其简单,是因为它完全可以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财税制度安排,不必往复调整;然而,其复杂之处在于我国经济发展运行对这项政策赋予了多项任务,该项政策存在多元化目标。出口退税政策是一个老问题,本文将要在新形势下对这个老问题进行重新研究。重新研究的过程,不仅仅是数据的更新,还包括研究框架的更新、研究方法的更新,同时我们得到了一些新发现和新结论。为了实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努力探索新形势下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问题,笔者分别从理论和国际实践的维度构建了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两大“参考系”,对政策功能进行定位,为政策调整提供方向。之后又从历史的维度,考察了1994年-2009年4月为止,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过程。以一个宏观调控的视角,揭示了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该项政策存在的困境。同时,从实证的角度检验了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功能效果的变化轨迹。最后,结合当前的新形势,对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取向做出判断,并给出了必要的风险提示。按照这样的思路,全文做出如下安排:　　 首先,对“新形势”,即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研究、制定、实施所必须依托的国内外经济背景进行全面且扼要的描述。“新形势”实际上是指一系列新的变化,包括全球经济失衡的新形势、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比较优势的新变化、国际产业转移和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要求、国际贸易摩擦的新问题等。这一部分内容旨在回答为什么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到了一个必须重新调整的时期的问题,这突显了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其次,在理论上,分别从国际贸易路径、国际税收路径和发展经济学的路径阐述了出口退税的存在依据和思想渊源;为了进一步明确出口退税政策的概念和功能,又将出口退税与出口补贴以及其它出口鼓励政策进行了比较;随后,分别从总量和结构两个层次,探讨了出口退税政策对经济系统的冲击和传导机制,得出了在理论上出口退税政策的功能效果。由此,构成了一个关于出口退税政策的理论参考系。　　 再次,将国际上出口退税政策运行的实践进行归纳和总结。然后,基于按照经济发展阶段对国家进行分类地方法,在各类国家中选取了与中国在经济发展、体制以及特征上有可比之处的国家进行介绍。选择法国和德国作为发达国家代表,韩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代表,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介绍各国出口退税制度之前,简要地描述一下被选取得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以及财政收入状况。从中我们得出共性,找出与我国的差异,为我国在新形势下重新审视出口退税政策提供一个来自国际实践的参考系。　　 第四,从我国经济发展运行的实际出发,本部分以一个宏观调控的视角,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出口退税政策与经济周期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本文把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融入到经济周期波动之中,将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的出口退税调整的阶段具体划分为,从紧的财政政策下的出口退税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下的出口退税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下出口退税政策,以及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进入了重新调整的阶段之后,中央将宏观经济政策再次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之下的出口退税政策。在经济周期中讨论出口退税政策,我们发现出口退税政策也具有极强的周期性特征。　　 第五,对我国1994年以来出口退税政策的效应曲线进行计量检验,得出各种效果的变化轨迹,并针对各种变化给出了相应的解释。从历史数据上看,积极地出口退税政策在拉动出口贸易、就业和经济增长,促进国际税收公平方面具有显著功能;差别化的出口退税政策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方面也具有一定效果;从紧的出口退税政策在缓解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摩擦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众多功能之中,有些随着日趋复杂的经济环境的发展逐渐被稀释和弱化,而有些则越来越突出。这将为政策调整的判断提供来自实证的依据。　　 第六,依据上述的分析,本部分将对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做出判断,提出了“渐进调整”和“一步到位”两种可选的改革方案。结合当前我国面临的新形势、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我们选择了国出口退税政策的新调整进行阶段性安排,在每一阶段将凸现其中某一项功能的显著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可能要面临相应的风险。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必须警惕这些风险,运用其他政策组合来化解或者对冲这些风险。本章的主要任务就是首先分析政策调整取向,然后分析风险,最后再针对如何化解或者对冲风险提出一些建议。　　 在文章的最后,梳理了经过所有分析过程得到结论性认识和判断,并对未来有关出口退税的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