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Susan Bassnett与Andre Lefevere在他们合作完成的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中提出了文化转向的概念。这一理论从译者与目的语文化角度入手对翻译现象进行研究，并重新对译者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解读。在他们看来，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这使得翻译理论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我国翻译理论家刘宓庆先生也提出了文化适应性的原则，并将其作为衡量译文的重要标准，文化翻译理论在中国正日趋成熟。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是我国自“五四”以来一部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力作，自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这部著作如今已经被译作多种语言，由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共同翻译的英译本于1979年出版。书中大量出现的文化负载词一方面传神的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另一方面也给跨文化交流带来了一定障碍，因此探讨这些文化负载词及其翻译策略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将从Susan Bassnett和刘宓庆的文化翻译理论入手，从整体上分析语言、翻译和文化三者的关系，并对《围城》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归类探讨。在对文化负载词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二者相互完善、相互补充。异化有助于译者更好的传达原文独特的文化内涵，将原文完整的呈现给读者，而归化的方法可以增强文本可读性，某种程度上易于读者的接受。此外，翻译目的以及文本类型均会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当前文学作品的翻译以英译汉为主，而中国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尚未被世界所熟悉。作者希望通过对《围城》当中文化负载词的研究，能够对中文作品的英译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推动中外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