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围内信贷周期是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会波及整个实体经济。早期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表明银行信贷存在显著的顺周期效应,即经济形势好时,信贷规模较大;反之则信贷规模骤减。在金融加速器效应下,银行信贷规模紧缩会加速实体经济衰落,信贷政策顺周期效应放大了实体经济波动。如何对冲信贷政策顺周期效应进而降低信贷风险成为学术界与监管者共同的议题。从2008年开始,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也面临严峻挑战,表现为出口骤降、消费萎靡、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为了恢复实体经济,避免产生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实行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试图刺激实体经济恢复。企业因而可以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尤其是国有企业,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迅猛扩张。随后2010年中国的物价不断攀升(如房价),通货膨胀压力骤增。如何控制通货膨胀便成为当时主要任务,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我国银监会于2012年通过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深化和重申了逆周期风险防范的金融监管指导思想。而2015年央行又实行降息、降准等一系列措施,试图扩大银行信贷规模。2016年银行理财监管新规征求意见开始实施,资管监管开始趋于严格。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把金融行业风险防范列为核心要务。从以上可知,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货币政策在不断变化,监管者需要根据经济变化对金融监管政策不断调整,在以上背景下,本文通过研究商业银行信贷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反应,能够帮助理解银行风险控制机制和检验政策实施效果。在研究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信贷的文献中,通常假设商业银行是同质的,较少关注银行异质性对上述关系的影响。金融加速器理论早就捕捉到了上述特征,该理论指出企业自身组织构成影响其投资,尤其在宏观经济下行和小公司表现尤为明显。金融加速器理论为研究银行异质性开辟了理论先河,银行同质性、可替代性假设太强,不符合经济现实。梳理相关文献后,本文发现直接研究信贷周期行为的成果丰硕,但从银行异质性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且研究结论并未统一,因此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和经验证据。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宏观经济波动如何影响微观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即从微观视角探讨银行信贷的周期效应;其次,银行异质性(如股权结构、监管要求以及银行规模)对信贷周期的调节效应;第三,银行核心异质性发挥信贷调节作用的影响机制;最后为文章结论,包括研究结论和政策意见。文章的研究内容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理论分析、制度背景。导论部分首先分析了选题的背景和研究创新,总结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述评。然后本文分析了相关基础理论,分析当前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制度背景。第二部分为本文的实证检验部分。基于银行政府干预中的社会稳定职能、投资拉动型经济、银行资本缓冲等视角,本文发现宏观经济波动中银行信贷存在逆周期效应,然后从股权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和充足率异质性三个视角,分析了银行核心异质性的调节效应。在拓展部分,还考虑了商业银行异质性的影响渠道,包括经营管理效率、风险控制、潜在融资能力等三个方面。第三部分为结论总结和对策建议,总结全文的实证研究结论,并据此提出改善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对策建议。首先是银行自身异质性的治理作用,针对本文的主要回归结果和进一步研究提出本文的意见,然后针对银行业务、理财、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和聚焦金融创新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本文通过研究银行信贷周期性行为及银行异质性的调节效应,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银行信贷存在显著的逆周期效应。宏观经济波动与信贷投放显著正相关,与银行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即存在逆经济周期效应。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受政府管控,其承担着政治任务与社会稳定职能,这与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受到政府宏观干预的背景现实一致,同时也与民族文化、经济结构相关。银行信贷增速逆周期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银行逆周期监管机制的作用。由于不良贷款率是银行信贷决策的结果,基于信贷质量的信贷决策是信贷风险控制与风险收益的平衡。因此经济上行时,不良贷款率降低,经济下行时,不良贷款率增加。资本实力越强、资本监管的限制越弱,更愿意在宏观经济下行时投放信贷,加强了银行信贷的逆周期特征。第二、银行异质性能加强商业银行信贷增速逆周期效应。银行异质性包含股权结构、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规模。大股东持股高的能够减少代理成本和提高决策效率,并提高经营效率,政府控制的商业银行依仗政府背景有较强风险抵御能力,并承担着社会稳定职责,而资本充足率高和资产规模大的商业银行有较强的抗风险和潜在融资能力。本文发现,大股东持股高、政府控制、资本充足率高和资产规模大的银行在经济上行时,可能会缩减信贷规模,避免经济过热后大幅下降;在经济下行时,为避免乘数效应造成的实体经济投资降低,这类银行反而会扩大信贷规模,刺激经济增长,使经济保持稳定性。第三、银行异质性能削弱宏观经济波动对不良贷款的抑制作用。本文发现当宏观经济形势良好时,大股东持股高的商业银行有获利动机,国家控股商业银行有政治动机,资本充足率高的商业银行有较强潜在融资能力,规模大的商业银行有较大的风险容忍度,因此这类企业偏好高收益高风险等信贷项目(如风险收益更高的基础建设借贷项目和国企借贷项目),造成坏账率上升;当经济形势较差时,这类商业银行有更高的经营效率、抗风险能力和潜在融资能力,会减少宏观经济恶化对银行的冲击,提升信贷质量,降低不良贷款率。第四、银行异质性通过经营管理效率、风险控制、潜在融资渠道,影响宏观经济波动与信贷行为的关系。盈利能力越强,银行的风险管控和信贷投放过程更规范,有较强的经营管理效率。上市的商业银行代表了较强潜在融资能力、有效公司治理机制和决策效率,面临来自市场和政府的监管更为严格。资产负债率更低时,银行自由资金更多,风险更低,更有能力进行信贷扩张,意味着较强风险控制能力和潜在融资能力。商业银行异质性在宏观经济波动与信贷增速中的逆周期效应主要体现在高盈利、上市的和资产负债率低的商业银行。在不良贷款率控制方面,当经济上行时,异质性特征表现突出的公司在更好的经营效率和负债管理水平下,会偏好高盈利项目,从而使得不良贷款率上升。当经济下行时,风险控制要求下这类银行会加强对高风险项目的信贷投放监管,从而降低不良贷款率。本文的研究相比于既有文献,可能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创新:第一、丰富了宏观经济波动的经济后果研究。本文研究能够帮助理解政府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化如何影响银行信贷投放速度和风险扩散,回答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中的信贷风险传染效应。第二、丰富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控制的相关研究。本文回答了在中国商业银行总体上市表现为“顺周期”还是“逆周期”的问题,并揭示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是否在外部政策冲击下进一步恶化。第三、本文的研究从银行自身异质性视角剖析了当面临外部经济不确定性时,商业银行的应对措施,丰富了银行自身的治理机制相关文献,即商业银行控制信贷风险的渠道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