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通过对周作人早期阅读活动的调查,试图寻找传统文化影响周作人思想、文章与人生道路抉择的内在理路并加以描述。论文大致以周作人“儒释道思想”、“个人主义”和“民族情感”的发展变化为线索,将其从出生到抗战结束(1885—1945)划分为五个时期进行论述。第一章考察周作人求学时期(1885—1911)“儒家为体,杂览为用”思想机制的形成及其对接受外来思想的制约。第二章考察归国乡居时期(1911—1917)的周作人,重新建立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一度沉湎于“故书”和“旧梦”之中,随后因其所属的士大夫家族在乡村社会的没落,他被迫再度出走,到现代都市寻找出路。第三章考察参与新文化运动时期(1917—1926)的周作人,在激烈言论所表达的温和的改良主义思想,以及在文艺活动上的表现。他此前用来寄托思古幽情的文化人类学转化为批判的武器,在“文明一野蛮”理念的观照之下,古风成为蛮风,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随后“五四”运动中群众力量兴起,周作人因为“惧乱”,思想由激进转为保守。他通过对道家与道教、儒家与儒教的区别,古昔儒家与古希腊文明的比附,向传统回归。传统观念被重新阐释,成为周作人改造社会的“空想”。第四章考察寻找新文学源流(1922—1933)的周作人,传统文化成为他的创作资源。由于受到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变迁的制约,周作人数次重排传统散文作家的谱系,经历了从推崇晚明小品到重视清代学者之文的变化。第五章考察躲进传统影子里(1933—1945)的周作人,在这一时期中,传统文化成为他的护身符。由于痛感于明朝亡国历史的重演,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产生共鸣,周作人由颜李学派与刘献庭等人对重气节而轻事功倾向的抨击,转而构建“疾虚妄,重情理”的“王充一李贽一俞正燮”三贤谱系,为他放弃民族与国家的“匹夫之责”,专事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于乱世寻找行为依据。因此之故,周作人还与形儒实道,儒隐一家的道家思想接近,旷世相感。在前述思想的自我说服之下,周作人最终迈出了与敌合作的一步。随后为了缓解附逆事敌带来的内外部压力,周作人此时真正地倡导颜李学派的事功主义为自己开脱。通过这种实证考察,作者期待能够发现更多的曾被遗忘或忽视的历史信息,对以往的概观式或印象记的研究状态有所改进,从而加深人们对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的认识,为当代中国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提供借鉴。